北京时间6月4日晚9时，中国企业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投资交易在伦敦被力拓董事会否决，力拓同时宣布与必和必拓就合资经营双方在西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业务达成协议。这不是中铝一家企业的得失，而关系到中国如何突破资源瓶颈，牵涉到中国如何面对国际资源企业联手垄断的大问题。
中铝并购失败是个沉重打击，另一个打击是国际铁矿石巨头与日、韩达成铁矿石降价协议。中钢协为此发表严正声明，拒绝接受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拓与日本和韩国钢企达成的铁矿石降价协议，因为力拓的降价幅度没有“客观真实地反映”国际铁矿石市场形势，将“造成中国钢铁生产企业全面亏损”。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需求方，却没有议价权，导致中国钢铁企业成本高企，步步维艰，中国资源危机才是中国企业的噩梦。此次金融危机固化了资源卖方市场的格局，两拓合作使资源垄断溢价更加明显，中铝并购案的失败恶化了正在进行的铁矿石谈判的环境，而铁矿石谈判的不利加重了并购不利的阴影。对于中国这个最大的资源需求国而言，问题迫在眉睫。
争取价格谈判优势是解决资源瓶颈的一个重要步骤，却不是关键步骤。在争取定价权的同时，中铝、中钢等企业的参股、并购等行为，摹仿了日本上世纪70年代突破资源瓶颈的方式，通过资源参股运动，以分享上游资源企业收益的办法，降低生产成本。但中铝并购失利却显示，中国面临的约束更多，很难像日本一样，成功地实施参股战略。
此次中铝并购案被否决，因为面临三重压力。
一、政治压力
中铝收购力拓股份本是市场行为，却因为中铝的国企背景而被理解为政府行为。两位澳大利亚上议院议员在电视上声嘶力竭的反对声，声称要“把澳大利亚留在澳大利亚人手中”，让一起商业并购案演变为政治事件——让中国政府购买澳大利亚企业是危险的，超出了商业的限度。据路透社4月6日报道，澳大利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应该抵制中国收购澳大利亚的矿业资产。
这让人联想到美国政府反对中海油高价收购雪佛龙案，中国国企的海外收购行为往往要面对政治敌意，并且推高了收购价格——市场存在一个针对中国国有企业政策风险的溢价要求——中国企业不得不放弃本应拥有的权利，如作为大股东对董事会席位的要求等等，退缩到纯粹的财务投资者地位，却依然无法获得反对者们的谅解。
由中国国有企业出面进行国际并购，一定会面临折价难题和政治压力。更不幸的是，由于中国垄断国企通常竞争力薄弱，结局大都不妙。如上世纪90年代时依靠外贸垄断发财的国有外贸企业中化、五矿等，在海外的大规模投资几乎全军覆没。
放开境内并购的行政审批，由具有活力的市场型企业在海外进行并购，是绕开政治与折价这两块礁石的可行选择。
二、市场风险
力拓当时寻求投资者，是因为背负了387亿美元的沉重债务，中铝的出价就当时的市场价格而言已属溢价，力拓集团的总裁阿尔贝尼斯曾经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易，为力拓集团的股东提供了超常的价值。资产定价本身也相当好。”
但随着全球资产品价格上涨，以及2月起中国铝业入股力拓，力拓股价翻番。根据中铝宣布的注资方案，中铝向力拓购买的72亿美元的可转换债券，可分别以每股45美元和60美元的价格转换为力拓英国公司和力拓澳大利亚公司的普通股，在力拓的股价超过中铝持有的力拓可转换债券的行权价之后，力拓的其他股东认为资产被贱卖，群起反对。就在力拓宣布推翻合约的当天，力拓股价上涨了13%至75.75澳元，达到7个月最高。
力拓逐步摆脱财务困境，要归功于全球资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和资本市场的转暖。这使力拓可以推出规模达到152亿美元的配股计划，同时与必和必拓组成铁矿石合资公司，以整合资源、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共同进退获得价格垄断收益。
中国的收储政策对国际资源价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中国拥有1亿吨的天量铁矿石库存，4月份，我国铁矿石进口量达到5700万吨，再创有历史数据以来的新高。目前中国企业应该利用手中库存，改变全球对中国等新兴市场资源无度需求的预期，才能让资源价格脱离目前的离奇涨势，回到正轨。否则，中国拟议中的资源并购项目很难获得成功。
第三、法律与政策风险
我国对南美矿山的收购曾经出现过一夜之间国有化的现象，当地变更法律，矿山赢利的80%必须收归国有，此谓法律与政策风险。除了进行外交博弈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进行控制此类风险，我们无法绕过当地的法律与文化。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除了进行全球并购，进行价格谈判，最好的办法是提高生产效率，在同等的资源价格下生产出优质而相对低价的产品，才能在全球制造业牢牢占据一席之地。如沃尔玛，正因为具有全球最高效的物流配置，才拥有今天的百货业龙头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