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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贵州东南部雷山县居民李雪来说，家乡森林覆盖率的提高给他带来的感受是实实在在的。
“以前，拇指粗的树都砍下来当柴烧，现在碗口粗的树也没人动。”李雪一边比划着一边说，“林子里经常能碰见野猪，以前几乎是看不到的。”
雷山地处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上游，是中国西部生态最敏感、最脆弱的地区之一，如今，这里七成土地已被浓密的森林覆盖，比１０年前增长了１１个百分点。在雷山县林业局副局长李天佑看来，这得益于近年来“政府鼓励、农民参与”的造林护林行动。
由政府出资的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工程实施１０年后，雷山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对辖区内一部分森林实行“林权改革”，即把集体所有的林地交给农户长期承包经营。迄今雷山已有１９万农户获得了“林权证”，涉及８．４５万公顷森林。
“这好比建了一个‘森林银行’。”李天佑说，通过政府发放生态效益补偿金、合理采伐、林间养殖、生态旅游等，让树木为农民长期创造财富，“种树相当于储蓄，他们种树护林的积极性自然提高了”。
现在，“森林银行”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背景下再次“升值”。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行前夕，中国宣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行动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到２０２０年，森林面积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４０００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１３亿立方米，这将为削减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生态发挥重大作用。
在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的发源地青海省，林权改革同样受到当地农牧民的欢迎。
青海省林业局官员黄江勇说：“发给林农的公益林（即用于生态保护等目的而禁止砍伐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已从每亩５元增加到１０元。承包林地多的农牧民家庭，每年最多可拿到５万元。”
黄江勇说，明年全省将有１４６万公顷的集体林地分到农牧民手中，在７０年承包期内，他们都会有一个稳定的增值预期。
但难题依然存在。由于生态保护被严格执行，雷山县原先繁荣的木材加工业现已衰落，旅游业转而成为主导产业。但目前仅有少数居民通过开餐馆、“农家乐”等富裕起来，很多原来以木材加工为生的居民收入大幅下降。
李天佑说，政府应考虑加强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支持那些因为不能砍伐林木而生活贫困的林农，“现在政府提供的生态效益补偿金还是偏少，远远抵不上卖木材的收入”。
雷山县的困境是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中遭遇的一个缩影。发展中国家放弃了传统致富模式后，如何找到替代性的发展方式，以及如何补偿因环境保护而受到的经济损失，正是哥本哈根峰会上各方激辩的问题之一。
据国家林业局统计，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５年，中国通过持续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４６．８亿吨；通过控制毁林，减少排放二氧化碳４．３亿吨，两项合计５１．１亿吨，相当于同期二氧化碳工业排放总量的８％，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截至２００８年底，中国森林面积已达１．９５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为２０．３６％。人工林保存面积６２００万公顷，继续保持世界首位。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不久前表示，森林植被、森林资源的增长，是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例证之一，体现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不过，李天佑也坦言，“森林碳汇”这类词汇对老百姓来说还是太抽象了。
“如何在增加植被、保护环境的同时，让老百姓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效益，是我们最关心的。”他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