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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产业是有希望的，在中国不是夕阳工业，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任重道远
金融危机、产能过剩、效益下滑、铁矿石涨价、产业振兴、节能减排……这一系列的关键词，都显示着中国钢铁业承受的重压。近年来，政府层面大力支持钢铁业的重组，寄望提高产业集中度来提升竞争力。其中，河北、山东两省的动作引人注目:纷纷整合省内钢铁企业，组建了河北钢铁集团、山东钢铁集团。在重组中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之手，如何确保重组高效，重组后如何确立自身竞争优势，以及突破所谓产能过剩问题?
过剩是阶段性问题
《董事会》: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似乎总伴随着产能过剩、集中度偏低的问题。引发产能过剩的根源是什么?同时，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往往行业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的，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邹仲琛:任何一个产业，只要是市场经济、有利可图，资本必然流向有利可图的行业。市场经济就是过剩经济，充分竞争后，才能调节产业，提高质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钢铁需求从来就没有满足过。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用钢很头疼，想增加产量却增不上，没钱、没技术，1958年大炼钢铁就是个例子。钢铁业的真正发展是1996年以后。发展加速是由于国内需求量加大、城市化，现在房地产和制造业是支撑钢铁业的主力军。中国逐步从钢铁的纯进口国变为纯出口国，每年外销几千万吨。
到今天钢铁是多了一点，是真多还是假多?我的看法是纵观一下中国和世界。1900-2000年，美国消费了82-87亿吨钢，中国才20多亿吨。中国需要多少吨钢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至少现在的积累还不够。钢的需求总量告诉我们，后面的城市化进程中，用钢量仍然很大。我国钢产量每年增长10%以上，谁也不能理解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钢铁消费量不降反升，由前几年的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所以，过剩是阶段性的问题。
我国过去经济上有饥渴症，钢铁老不够用。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多钢铁，2009年金融危机，怎么支撑4万亿投资?没有哪个国家能供应你这么多钢铁。
所以，对过剩要有正确的看法。即使过剩，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大。过剩的问题不可怕，简单地去研究讨论过剩没有意义。可怕的是，钢铁过剩了，后面别的产业继续过剩——所以，我觉得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的理念统筹钢铁业结构调整。
《董事会》:淘汰落后产能目前成为行业调控的重要抓手之一，今明两年要淘汰一亿吨。从政策出发点看，此举有助兴减排、调结构，兼顾行业短期长期发展要求。但以往的情况表明，运动式的调控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何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您对该政策的长期效应有何看法?
邹仲琛:体制问题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财政分灶吃饭，一定程度上造成上下取向不一。外界说钢铁业“双高”，甚至达到愤恨的程度。相关部门应该管好环保水平，但管死了可能要影响财政收入。一个100万吨的钢铁厂，最高的时候年纳税3-5亿元，一个县一年能有几亿的财政收入?穷县大概一两个亿，稍好的县五六个亿。如果因为环保问题就把一个钢铁厂关掉，你怎么去弥补这个财政收入问题?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你，你建的是落后项目，不许建，能够建起钢铁厂吗?这个问题如果一味地埋怨钢铁厂，道理似乎不好讲通。
现在全国的钢铁产能超过了6亿吨，其中有一半不是国家批建的，有的是乡、县、市里批的。有个县是著名的蔬菜基地，也建了个钢铁厂。县上说农民种蔬菜增加不了多少财政收入。建钢铁厂每年有好几亿的财政税收。可以说我们的法制不健全。韩国在发展钢铁的时候，专门制定了一部钢铁法，只有浦项可以上长流程，其他公司通通都是短流程，一部钢铁法就管住了。
《董事会》:您提到体制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需要用高度智慧去面对的难题。
邹仲琛:解决钢铁方面的矛盾需要在更大范围寻求体制上的突破。动车组提前20天订票，这么紧张，是因为车皮造不出来，就南车、北车两个厂造，别人还不能做。如果体制打破，再增加几个车辆制造集团，乘车难的问题就可逐步解决。这样不仅解决了铁路瓶颈问题，而且还能拉动钢铁消费。我们国家在研究消费方面投入精力不够，很多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研究怎么加大消费。
钢铁业的瓶颈不是过剩
目前的钢铁业，可谓矿商吃肉，钢铁企业喝粥甚至饿肚子。今年上半年，三大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00%、160%、146.6%。中国钢铁业协会重点统计的77家钢铁生产企业(除山东日照和山西海鑫钢铁)上半年实现利润共计507.18亿元，利润率仅为3.47%。
《董事会》:目前，铁矿石可谓是扼住了钢铁业的喉舌。
邹仲琛:我们的发展不能均衡，一哄而上，导致铁矿石价格飞涨——一年增加一亿多吨矿石的需求，就等于增加一个必和必拓。目前低品位的铁矿石比2008年的价格正好翻了一番，高品位的涨130%。如果铁矿石价格回到合理的水平，钢铁业仍然有利可图。澳大利亚的矿石生产成本每吨没有超过20美元的，卖到中国是100多美元。铁矿石成了暴利，超出了正当的利润范围。这恐怕是今后钢铁业最要害的一个问题，瓶颈不是过剩不过剩的问题。
《董事会》:您认为中国能够打破铁矿石瓶颈吗?
邹仲琛:能。需要几个条件。第一，中国必须控制钢产量的快速增长。这8年产量都是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太可怕了，铁矿石的供应跟不上。像我们这种干法，外国人都笑话我们，没有计划，井喷式的发展。要坚持除了个别高端产品可以出口外，原则上不要出口中低端产品。第二，中国大的钢铁公司这几年都在资源上做过战略思考，增加自有矿或权益矿比例，到时候可以平衡市场。再过两三年，铁矿石的价格可能就逐步恢复到正常。
国企重组的核心是人事
2008年3月，山钢集团经划转济钢集团、莱钢集团、山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等所属企业(单位)的国有产权设立。2010年8月，山钢与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公司签署协议，计划于今年11月30日前完成并购资产的交割。在实质性重组中，山钢遇到了一些情况，其中由政府推动、重组日照钢铁等引起了一些反响。
《董事会》:兼并重组无疑是整合集中度，提高行业门槛的关键举措。按照国内主要的钢企宝、武、鞍、山、河、沙的重组计划，未来几大企业将占据行业55%以上的份额。您觉得这是否是个合适的集中度，能构成有效竞争?寡头垄断竞争格局符合中国钢铁业的发展要求吗?
邹仲琛:55%不行，形不成话语权，必须在75%以上，7、8个公司甚至10个公司能够达到这一比例也可，这样才可能好商量事。限产、调整大家都同步。现在成千上万的企业，没有办法团结起来。
《董事会》:我们注意到，重组后，山钢调整了济钢、莱钢的最高领导人。
邹仲琛:国企重组的核心是管理体制问题，民企之间重组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国企与民企重组，他们最关心的是利益能不能最大化。济钢莱钢的干部原来都由省委管理，山钢也归省委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管理关系不顺，实质性重组就很难做到。2008年3月份山钢组建，运行1年后，有很多事不能深入。省领导了解情况后，专门给山钢集团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把人事问题解决了，很简单，济钢、莱钢的干部归山钢党委管理。重组是大势，是钢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规律，大家都是讲党性、服从大局的。后来对领导班子进行了一些调整。现在，大家都自觉树立山钢意识，整体观念不断增强。从去年到现在，我基本再没开会做思想工作让大家提高对重组的认识。
《董事会》:重组后的协同效益是关键，有相当多的企业重组并没做到1+1>2。这方面山钢怎么样?
邹仲琛:国有企业重组，首先是人事问题，第二管控模式要研究好。我们的重组搞的稳妥，没有震动。
2009年12月我们成立了资金、采购、销售、运行协作四大中心。今年成立了信息中心，马上要组建研发中心。实践证明，协同效益出来了，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整合效益是6.2亿元。过去济钢和莱钢在市场上一定程度上存在同业竞争，现在没这个事情了，一个价对外。资金中心成立后，我们年内要成立财务公司，初步计算，一年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益10个亿。过去，用不了的钱放在银行利息非常低，现在收上来后统一运筹，其中蕴藏着很大效益。
《董事会》:外界对国企重组往往是政府主导颇有非议。
邹仲琛:中国的国企，政府不推动，确实很难重组。中国是鸡头文化，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企业不会主动找你重组。所以，中国的国企重组，很大程度上要政府推动。不推动就解决不了问题，其中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中国跨地区重组最大的问题是利益不好调整。就目前而言，国企太多、太乱，首先要推动国内的重组。当然，如果要更有生命力、活力，应该是跨国、跨地区的市场化重组。由谁主导、推动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看结果，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济钢莱钢两个企业合并后，如果把原来的财税分配格局打破了，行不行?肯定不行。现在的行政区划里面，地方政府是第一责任人，所有的事都得依靠地方政府。不管怎么重组，你得考虑将来的经营不要影响当地的利益，既能集团化经营，又能兼顾地方利益，这样才能成事。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改革开放，如果像有些学者那样说的所有事情都学美国、欧洲人去做，一件事都干不成。这就叫中国特色。
尽管社会上对我们重组有些说法，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得有自信。我给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汇报重组情况，他说非常好。现在大家都看到了，重组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就剩了最后一步:两个上市公司在适当的时候吸纳合并。
山钢有后发优势
山钢是山东省目前规模最大的省属国有企业，总资产1208亿元，拥有济钢、莱钢等12家子公司和权属单位，2009年生产粗钢2131万吨、生铁2195万吨、钢材总量2172万吨。完成重组后，山钢如何定位在中国乃至全球钢铁业中的位置、赢得竞争优势?这是摆在邹仲琛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
《董事会》:国务院今年颁布的《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可以说加速了国内钢铁业的重组步伐，跟其他几大即将或已经完成重组的钢铁集团相比，您认为山东钢铁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应对未来的竞争局面?
邹仲琛:第一，培育后发优势。我们有两个千万吨的企业济钢莱钢，发展的不错，加到一起，再创新、淘汰落后，使他们更加好。再就是推动日照建设临海钢铁精品基地。我们现在是高档次的产品少、普通产品多，按照减量调整的原则，我们在淘汰落后的基础上，在沿海专门建一个高档次的新一代的千万吨企业，这是我们山东省作为国家钢铁业试点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日照可以停靠20、30万吨的船，并且是专用码头，海运优势大，竞争力明显。
第二，山东的市场优势突出。山东年消费近6700万吨钢，山东本省一共生产不到5000万吨，市场不乱、落后产能并不算多。山东很多行业包括钢铁产量都占全国的10%，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山东自己产的钢铁是不够用的。山钢只要把产品质量搞好、钢材品种定位好，完全有能力占领自己家门口。6700万吨的消费量，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其他省份很少有的。现在我们70%左右的钢材在山东销售。我们将来主要是在海洋用钢、山东区域用钢这两大题目上做文章，在500公里半径内销售。
第三，下一步我们要提高创新能力。比如说我们和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共建山东钢铁技术研究院。现在钢铁业的先进技术仍然由日本等先进国家占领，中国是产量不少，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比较落后。定位方面，我们不做纯板材企业，也不做纯建筑材料企业，我们板材、特钢、建筑类钢材都做，既有高端又有中低端。另外，日本韩国对中低端有时候有很大的引进，我们隔的最近，也是优势。
第四，延伸价值链。为了确保企业安全可持续发展，我们向钢铁业的上游延伸，加快了对国内外铁矿石资源的获取和开发，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向下游延伸，重点发展钢材加工配送业务。浦项、新日铁在中国搞了很多深加工项目，我们下半年规划6个，潜力很大。我们要再发展、提高竞争力，需要在产业链上前后延伸，当然这也是双刃剑，这种产业延伸必须由大企业来承受。
《董事会》:请您跟中国钢铁行业企业家分享一句话。
邹仲琛:钢铁产业是有希望的，在中国不是夕阳工业，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任重道远。
（来源：和讯财经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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