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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規畫」的重點在於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大陸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靠資源的消耗、投入帶動的增長方式，現在變成大陸經濟中一個很大的弊病，非解決不可。即使被部分網友罵為賣國賊，吳敬璉仍堅持人民幣應該自由化，而自由化的結果在當前就是升值。也只有放開匯率的價格限制，大陸才不會被迫採行貨幣擴張政策。
大陸最受尊敬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日前接受本報專訪時直言，中央電視台天天在報導「輝煌的十一五」，每天新聞聯播都說十一五規畫執行得很好，但他認為其實執行成效不彰，到現在，中國市場經濟的大關都還未過。「十二五規畫」大陸想要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唯有解決體制上的障礙，包括經濟、政治、司法制度的改革，才有可能打開一個新的局面。以下是專訪內容：
問：請您幫台灣的讀者分析，大陸的「十二五規畫」面臨哪一些挑戰？
答：基本上，從生產、經濟發展層面上說，主要就是大陸舊的增長方式碰到了很大的問題，一直想要解決，但是沒能夠解決。而這個問題現在變成大陸經濟中一個很大的弊病，非解決不可。
它的難點在於，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根本問題是在於體質，在制度化，首先是經濟制度，接著還有政治制度的問題，如果這兩方面不能解決，經濟增長方式就難以解決。
我不知道這次十二五會解決到什麼程度？十二五面臨兩個問題，一是應該怎麼解決問題，第二，即使訂了很好的規畫，但能不能執行。
轉變經濟增長 提高效率
問：舊的增長方式有哪些部分應該要調整？
答：所謂增長方式，是一種蘇聯式的說法，在發展經濟學裡一般叫增長的模式（growth pattern）。社會主義國家最早提出來的是蘇聯，蘇聯1959年提出十年超過美國的目標，所以就訂了兩個五年計劃，61到65年執行完第一個計畫之後，發現GDP總量有一點接近目標，但是技術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不但沒有接近，還有拉大的趨勢，研究之後，得出正確的結論－增長方式（development type）有問題。
蘇聯的解釋為，增長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靠資源的消耗、投入，根據資本論，叫做粗放的方式；另一種是靠效率的提高，就是單位資源消耗的產出。蘇聯靠的是資源投入，而西方國家在二十世紀基本上主要靠的是效率的提高，所以蘇聯認為他們的問題出在這個地方，提出要轉變增長的方式，但一直到蘇聯崩潰，這個問題都沒有解決。
大陸的增長方式是一樣的，所以我們和蘇聯是同樣的問題。在七十年代末期和1981年兩次調整經濟政策，恢復農業、發展輕工業和商業，降低重工業的投資比重，希望解決舊的增長方式帶來的弊病，但這是針對結果，不是針對原因、過程去調整。
十五計畫期間 改革停頓
到了1982年，國務院提出經濟建設十大方針，當時總理趙紫陽在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報告，計畫到2000年，在「經濟效率」不斷提高的基礎上，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也就是要把整個經濟工作轉到以效率提高為基礎的軌道上，這就接觸到問題的實質了。
一直到1995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畫，就明確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並且要以體質轉變為目標，也就是要實現兩個根本轉變。一個根本轉變是從粗放的增長方式轉到集約的增長方式，也就是以資源投入為趨動，轉為效率提高為驅動；另一個根本轉變為從計畫經濟轉到市場經濟，後一個轉變是前一個轉變的基礎。在九五計畫期間市場經濟有個大推動，但很難說推動成功，在我看來，市場經濟現在這個大關還沒有過。
自1982年來，每次中央說要調整增長方式，但都沒有做到，每一次調整，過兩天又回來了。
問：所以您認為後來的十五和十一五計畫也都未達到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嗎？
答：在十五計畫（2001-2005年）期間，增長惡化了，發生什麼問題呢？就是改革停頓、放慢了。
改革到國有大企業時放慢了，另一個就是城市化加速，政府手裡控制的資源增加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土地，政府用這個主要的武器推行城市化，這使得城市化變形，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
形象工程就是市政建設，你看大陸縣裡面的賓館都是四星、五星級的，建設得簡直和一個現代國家差不多。另外是政績工程，就是要顯示GDP增長的工程。什麼最能顯示呢，就是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比如說，北京市想了很多辦法要增長GDP和財政收入，但都不行，後來200天趕建了一個現代汽車廠，GDP馬上就上去了，這叫做北京的「現代200天奇蹟」，各地其實用的都是這個辦法。所以實際上，2001到2005年期間經濟增長方式是惡化的。
最終需求不足 消費越來越低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用這種方式實現增長，造成的結果就是最終需求不足。資本的比例越來越高，在收入的分配上，資本所得的比例就越來越高，那麼在消費的比例上，勞動者的比例就越來越低，消費就會越來越低。
就大陸來說，「資本」指的一個就是國家，一個就是富人。以經濟學來說，消費傾向低、儲蓄傾向高，最終就會變成需求不足。
我們改革開放之後，之所以沒有發生什麼大問題，就是我們學了日本、台灣和韓國，當時用出口去彌補需求不足，這在早期是很好的一個戰略，但是所有這些國家、地區在10年、20年之後都出現問題了。
問題在外匯存底多，這個政策就執行不下去了。因為本國貨幣升值壓力高，政府不想升值，就要購買外匯把它壓住，這就造成沒有貨幣政策了。為了壓住貨幣不升值就發錢，發錢太多就生成泡沫，最後泡沫一崩潰，嘩，整個經濟就完了。
當前人民幣自由化 就是升值
問：現在看來，大陸領導人包括胡錦濤、溫家寶都已經充分認識這個問題了，他們在之前演講時不是都有提到這個問題嗎？
答：喔，這個爭論還非常大。雖然溫總理在今年下半年演講中提到，胡錦濤更早在05年就提到，但目前還一直在爭論，不一定代表有認知。
像我本人在網路還常常被罵為賣國賊，有的民眾認為我和美國財政部長一鼻孔出氣，要求人民幣升值。
因為我認為人民幣應該自由化，而自由化的結果在當前就是升值。當前許多民眾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升值就是屈服於美國的壓力，就會跟日本1985年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一樣，因為日圓升值造成日本90年代的經濟崩潰。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大陸的一些同行們怎麼會灌輸給民眾完全錯誤的觀念，其實日本就是因為不要日圓升值，所以大量印貨幣去買美元，造成資產泡沫，泡沫破了，才導致經濟衰退。
問：十一五規畫今年到期，您如何評價成果？
答：照我看，十一五是一個很好的規畫，但是執行的情況不好。
為了研究十二五規畫，政府請了美國經濟學家來做研究，其中一位是世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主席、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Michael Spence，他聽了會報、看了有關材料後跟我說，十一五規畫是很好的計畫，但為什麼nothing happened？（什麼都沒有發生）
我覺得這基本的問題是，體制性的障礙沒有消除，另一個問題是有利於創新、創業的環境沒有建立。體制性障礙是十一五討論中總結過的，從82年開始就提出來，但為什麼一直解決不了呢？
因為制度上有四點障礙，第一，政府掌握太多資源；第二是政績觀，不光是組織部門，連老百姓也是以GDP去看官員的政績；第三是財政體制，各級政府收入一半以上是價值增值稅（VAT），這種生產型的價值增值稅，直接跟物質生產部門的規模有關，所以地方領導一定要把GDP的規模搞得很大；從支出來看，政府的社保和教育支出，責任過份在縣和縣以下的地方政府，於是基層政府都要設法搞收入；第四，市場配置資源最根本的方式是在價格，配置資源如電價若用行政規定的價格，會造成資源的浪費。
另外一個方面，要讓效率提高成為推動經濟的力量，一定要提供技術創新、創業的好環境，但我們在這方面比較差。特別到二十一世紀以後，改革放慢了，甚至國進民退，一些國有大集團壟斷的地位不但沒有削弱，還在加強，這些東西就壓抑了創新和民間創業。
其實因為大陸過去是搞蘇聯體制，在人才培養上，還是留下一些很好的資源，經過這幾十年改革，現在我們的發明其實不少，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台灣還要好一點，台灣較重實用、更重開發型的研究，一些更基礎性、更關鍵性的發明，大陸現在其實很有些潛力，但那些要產業化是很困難，那些很好的新發明過兩天就變老了，始終產業化不了。
國進民退 情況更嚴重
問：您認為十二五規畫要改變增長模式的話，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
答：就是改革，經濟體制的改革，這個大關要過。
國家統計局說沒有「國進民退」，但不說全面，至少一些重要、戰略性的行業，就非常明顯地國進民退。按照1997年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要有進有退，一般行業要退嘛！到了21世紀以後，幾個重要的行業，石油、電信、電力、鐵道，都是到了中央企業就沒有了，應該繼續要退的，經濟體制應該要讓它更市場化。
市場化第一項要做的是國有企業改革。石油公司現在老說它賺多少，但大家卻不研究它是怎麼賺的，我自己在中國石油公司當過三年董事，這國有企業體制不改，是不可能有效率。
第二就是解除價格的限制。電價、油價，包括外匯都要放開。
問：十二五規畫要成功，您提到也需要政治制度的改革，例如哪些改革呢？
答：先不說政治改革那麼高，說法治的建立，像知識產權（智慧財產權），沒有一個好的法治體系的話，就沒有辦法有好的保護，我們現在司法地方化很厲害，一個發明，這人跑到另一個地方去，把技術帶走，對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地方保護。像這樣誰敢僱個人來開發呢？創新就會受到很大阻礙。
經濟上大型國企集團壟斷，台商都碰到這樣的問題，到大陸去很難跟民營企業合作，重要部門都是國家的大集團，合作時就很麻煩，法治體系不健全，最新技術就不敢放到那邊去用。因為服務業和物質生產不一樣，需要很嚴密、很複雜的法治體系，才能對產權提供保護，智慧財產權不能保護的話，技術創新就很難了。
建立法治 行政壟斷要不得
法治的體系，有立法、司法的問題，司法問題看來更加突出些。立法最重要的是市場經濟立法，像物權法、反壟斷法，這兩個法都搞了13年，物權法差點被斬掉了，反壟斷法就是對行政壟斷「放它一馬」；因為經濟活動中形成的壟斷，利弊如何，包括經濟學都是有爭論的，但行政壟斷絕對是要不得的。
問：對於十二五規畫，您有什麼期望？
答：我不懷疑十二五在規畫上可以做得好，但真正的問題是執行。最重要就是消除轉變方式的障礙，總而言之就是要經濟改革、政治改革。
胡總書記在今年第一次經濟發展方式研討班開學典禮上講話，講的是「刻不容緩」。一個講演講了五十次「要加快、刻不容緩」，可見他對這問題的必要性、迫切性是有認識的，但下一步，關鍵在於改革，這一點他是不是有所認識呢？我不知道。對經濟改革、政治改革他都講到了、也是認識的，但重點是有沒有這種動力、能力？我認為最大的問題在於決心，只要中央下決心，改革一定可以推動。
（来源：凯迪网络 作者：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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