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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创业研究中心主任李湛教授：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将决定上海经济转型成败
"上海要多办一些科技创业特区，建成创业家乐园"
在11月9日下午闭幕的中共上海市委九届十三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说，“十二五”期间上海要下决心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道路。
俞正声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上海十分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如果没有科技的引领和人才的支撑，没有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发育的土壤和环境，不突破妨碍创业型科技人才成长的制度瓶颈，高端制造业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
上海到底应该怎样走好经济转型的道路？上海在思索。
此前的10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常委学习会，专门听取了专题辅导报告，一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所作的关于《实现科技产业化的瓶颈制约与破解之策》的报告，一是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创业研究中心主任李湛所作的关于《自主创新战略与上海经济转型》的报告。
李湛当时在报告中提出，经济转型是当今时代世界各国的新一轮经济竞赛；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决定上海经济转型的成败。李湛还就上海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提出建议。
就自主创新与上海经济转型问题，早报记者近日对李湛进行了专访。李湛认为，上海必须在2020年前在全国率先转型，建成创新型城市。而自主创新将是上海经济转型的核心。为了促进上海的经济转型，上海需要建立一批“科技创业特区”，需要把整个环境营造为“创业家的乐园”。上海目前在转型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应该防止这种优势最终变成转型的负担。
李湛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大学科技园上海交大科技园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上海交大慧谷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上海慧谷高科技创业中心主任等职。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科技政策与创业管理、投资管理及区域经济。
新一轮经济竞赛
国家已经提出2020年要建成创新型国家，上海应该先走一步。上海在做“十二五”规划时，必须得考虑到建设“创新型城市”要做到什么程度。
东方早报:上海为何必须进行经济转型？这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做出的决定？
李湛:其实并不仅仅是上海需要进行转型，甚至也不仅仅是中国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从全球范围看，经济转型是当今时代世界各国的新一轮经济竞赛。转型能否成功将决定谁是未来的经济强国。
目前美国、欧盟、日本都提出了自己的转型计划。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直接表示:“我们必须为增长和繁荣打下新的基石，这个基石将把我们从一个借贷和花钱的时代带向一个储蓄和投资的时代，一个我们减少国内消费、增加对外出口的时代。”
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美国经济由消费转为投资和出口，中国怎么办？难道中国就不要出口了？难道中国就只能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了？
目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制造品出口占世界第一，172类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已将现有的路径发挥到了极致。而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将面临重重困境，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产品缺乏核心技术，处于整个产业价值链末端；企业经营管理落后，缺乏自主品牌与产品技术标准；在发展上严重依赖低劳动力成本与巨大的资源和环境生态损耗支撑，难以为继。同时，整个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提升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以及欧洲需求下降，原有的全球经济稳定被打破，这促使中国必须加速经济转型。必然的选择就是走自主创新之路，转变国内的经济增长方式。国务院在近期也提出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定位。
国家已经提出2020年要建成创新型国家。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讨论“十二五”规划，需要注意的是“十二五”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是2015年，到“十三五”结束就是2020年了。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龙头，在考虑“十二五”规划的时候，中国如果要想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目标，那么上海就应该先走一步，而且得起到带头作用。上海在做“十二五”规划时，必须得考虑到建设“创新型城市”要做到什么程度。
就上海本身而言，未来也将面临着资源、环境的限制和不断上升的商务成本压力，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日趋下滑。因此，即使国家不提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不提优先发展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上海自身也是必须要进行转型的。
“以发展创新经济为主导”
上海的经济转型要以发展创新经济为主导，包括二三产业的创新发展，甚至包含现代农业的创新发展。
东方早报:上海在经济转型中应该走怎样的路线？
李湛:对于上海的经济转型，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上海当前的经济转型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服务业为主导，大大提高服务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并且以香港为例，认为香港现在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达到90％以上，以此作为参照，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
第二种观点认为，上海当前的经济转型要侧重已有制造业的升级和服务业的高技术化。这种观点认为，上海已有较强的制造业，这是上海的经济基础和重要基础，经济转型只要保住已有的制造业，并进行升级，加上已有服务业的高技术化，即可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应当加大投入进行已有制造业的升级发展。
对于第一种观点，我们要注意，2009年，上海服务业已经占了59.4％，过去所说的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分界点其实就是60％，上海已经只差零点几了。“十二五”我估计上海服务业的比重还会进一步提高。但是我认为不能单纯为追求服务业的比重的提高而来做这个事，还是要看整个经济产业的结构，一二三产业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就拿香港来说，现在经济“空洞化”的问题很严重，在抵御金融危机方面的表现不如产业结构更均衡的新加坡。上海如果仿照香港将会造成对第二产业的忽视。
对于第二种观点，我认为新兴产业总是不断涌现的，传统产业的不断更替和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即使不过分强化，传统产业自然会产生一些升级。此外，强调强化原有产业，恐怕会影响抓住新兴产业发展的机会。
比较合理的应该是第三种观点，即上海的经济转型要以发展创新经济为主导，包括二三产业的创新发展，甚至包含现代农业的创新发展。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发展新的行业、新的经济。同时创新经济将会有助于上海经济转型，因为创新经济都会涉及新技术的运用，这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另外，其实我们是很难判断未来会出现什么新产业，通过支持创新发展，上海就可能把握住更多的创新产业。
在我看来，创新经济不应该局限在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还会出现一些融合。因此我认为，上海的经济转型应该呈现出以创新经济为主导的特点。
东方早报:什么是创新经济？
李湛:创新经济就是创业经济、新技术经济。在我看来，创新和创业本身是联系在一起的事情。
今后中国经济主要靠什么来推动？过去有过去的情况，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经济资源、经济体系。比如说早期可以靠土地、资本等。而未来，更需要靠可再生资源来推动，这些是不同的角度。在我看来，今后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要靠促进创业来推动经济发展。
科技创业推动发展并不深奥。历史证明，创业确实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创业经济”这个名词在1985年就被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提了出来。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连续十多年的发展，就是由“创业经济”推动特别典型的一段时期。
当时，美国因为一批科技型的创业企业诞生了一批新行业，进而产生了信息革命，最终产生了“新经济”。数据显示，那个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有三分之一是靠信息产业提供，而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信息企业都是从创业发展起来的，这批企业中最终诞生了很多世界级企业。
如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化趋势明显，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也更加密切，新技术不断诞生，此时创业就非常重要。创业必然会成为将来经济发展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而我们的着力点就要放在如何推动科技创业的发展。
美国考夫曼基金会的主席施拉姆说过，“美国必须把创业力作为自己的核心优势。”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创业型社会，全球其他地方还谈不上，所以他们要保持住这个惟一独占的资源。
美国的惟一性是否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问题可以先搁置起来。我们应该看到，虽然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碰到很大的问题，但这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创业型发展的失败。而且就是因为美国创业型产业的发展程度较高，相信今后也会通过这个来谋求经济复苏和下一步的经济转型。科技的创新创业依旧会是美国的优势之一。
在转型方面，美国集中地表现为要发展新能源产业，把它当做超越互联网革命的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并将其视为今后占领世界经济制高点的一个途径。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推动科技创新创业的机制是必然的。
要防止上海再次落后
上海当年还是比较果断的。把百万纺织纱锭彻底砸掉，进行毅然决然的产业转移。当年通过把这个纺织工业置换成重化工业，换来了很多年的快速发展。
东方早报:此前上海在发展过程中相当重视大国企、大项目的作用，同时也相当重视引进外资。这种趋势在新的一轮经济转型中是否应该改变？
李湛:目前上海经济具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有很多大国企、大项目、外资企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这些优势变成转型的包袱。
上海特别要防止再次落后。中国改革开放32年，上海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早期是比较滞后的。因为计划经济的影响在上海比较深，上海的改革开放在初始阶段一直受计划经济制度残留的掣肘。
现在，又一次转型的机会到来，在中国建成为创新型国家的进程当中，上海不能再滞后了。就现在的影响来看，上海已经具备再次滞后的一些客观条件。比如说上海习惯上很重视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这些领域基础雄厚，一方面是个优势，当然也要保持，不能完全抛弃，否则经济会下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很有可能形成路径的依赖，而必然会影响到对创新的支持力度，这会产生改革的惰性。
反过来看，一个没有什么基础的地方，反倒没有包袱，全部从零开始，在创新经济的发展上倒是轻装上阵，很有可能跑到前面去。上海千万不要让良好的现有基础变成转型的包袱，在创新经济的发展上到时候举步维艰，或者说迈不开大步子。
我的观点也绝对不是要把现有的东西现有的基础全部甩掉，这不是一种好的做法。但是一定是要注意到新的发展方向，一定要形成创新的活力，把创新的活力激发出来，这个就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我们要有新的增量。
东方早报:对于上海已有的一些产业，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李湛:对于已有的传统产业，我的观点是不要着力于去保，当然也不要刻意丢掉。着力去保的话，重点是放在“守旧”上，那对新的创新产业的发展，无论是精力还是财力都没那么有保证了。
而且，从产业的发展规律上讲，很多东西是保不住的。产业的转移、更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谁想保都保不住。最多是转移得早点晚点的问题。所以政府不要去搞些刻意的去保住什么行业的措施。如果已有行业还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那就让其继续发挥，然后政府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发展创新的这一块。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上海历史上也发生过的，比如说纺织产业，后来不是都转移掉了吗？当年政府如果刻意去保，我想，即使花了很多资源，最后还是保不住的，而且最终可能反而影响了新产业的发展，延误了新的发展机会。
所以说上海当年还是比较果断的。把百万纺织纱锭彻底砸掉，进行毅然决然的产业转移。当年通过把这个纺织工业置换成重化工业，换来了很多年的快速发展。当时上海是轻工业和纺织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以重工业和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把上海从工业基地变成一个经济中心城市。这些都是当年采取过的好的措施。
应建立“科技创业特区”
通用、福特这些企业不想创新？这些企业在日常工作中也搞科研，但是为何后来就慢慢不行了？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东方早报:在转型过程中，怎么把增量因素发展好？
李湛:增量这一块要多办一些“科技创业特区”，给创新企业一些政策上的优惠。
这些优惠不仅是要素资源上的，还有制度上的，让科技创业企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这其实是一种可行性比较高的方案。严格来讲，我的观点就是不要刻意丢掉原有的基础，包括已有的产业，但是要着重去发展新的经济内容。
创新经济的内容，确实也包括已有的大企业。不是说大企业就与创新经济不搭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的经验还有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以及理论都证明了:往往创新都是从一个新的地方冒出来的。传统的已经有的东西，本身创新的动力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创新的效果也不见得那么好。
比如说美国的汽车产业。通用、福特这些企业不想创新？这些企业在日常工作中也搞科研，但是为何后来就慢慢不行了？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理论，创新就是要把旧的全部打破。这才叫“创新”，我们把这称为“破坏性创新”。我提这点是想说，我们如果要在创新上有所突破，就不能把宝押在已有产业上。通过已经有的企业，或者是搞一些大项目，靠这个来创新，我估计，不能说一点效果也没有，但估计是很难的，是达不到我们主要的目的的。
所以，一定要另外有一块“增量”、横空出世的、原来没有的、想都没想到的，但是这个需要你有很好的环境，创新型企业才会冒出来。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回到上海的问题上来，因为上海有基础、有传统、有实力，这就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了。就像当年计划经济对上海改革开放的影响一样。当时上海的产业基础做得很好，但是改革开放的步子就是迈不大，就是迈不开。
东方早报:那么怎样建设“科技创业特区”？
李湛:所谓“科技创业特区”，就是说在上海的大环境之下，为这些科技创业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载体，就是制造一个优越的小环境，然后这个小环境有一些更优越的制度，让科技创业企业发展得更快。
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特区是“科技创业的特区”，不是过去讲经济改革开放的类似深圳那样的大特区。我们强调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些载体，可以把这些载体当做一个特区来看待。这个特区的建设是促进科技创业的。
对于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国际化都市，商务成本客观上总是要更高些，这样的地方要想把区域的创新体系建设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得把科技创业的载体建设好。
首先从成本角度来讲，在这个特区里面，有着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同时又控制了制度成本。如果不是在这个特区里面，而是在外面，这个要素成本是很难控制的，制度成本也很难控制。所以我们要加强对这种特区的建设。
我们的科技园、孵化器，都是科技创业的载体。我希望市里能够更加重视，打造一个包括高新区在内的完善的科技创业载体。
现在科技创业的载体主要分为这么几类: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器里还有创业的苗圃，这些苗圃容纳的是创新企业前期的一些项目，可能还没注册公司，但是有技术，将来会变成商品的，这时孵化器就可以敞开大门，提供帮助。
另外已经在试点的是企业加速器。孵化器的毕业企业比初始入孵的时候成长壮大了不少，有一定的适应市场能力，但是还要继续加速地发展。举个例子，比如一个企业毕业之后，一年收入几千万元，上市的标准也没达到，市场环境也不一定稳定，将来能不能保持这样的收入也是问题。这个时候，它们就需要进入加速器，加速成长。企业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对于我们孵化企业来说，也是要有这样的阶段性概念，所以要有企业加速器。这也是提供一个空间，针对那些不完全是初创型的企业，还包括孵化器毕业的企业，达到一定的注册资本、成长为大一点的企业。由于市场、成果的原因，这些企业可以高速发展了，园区把它们聚集到一起，放在加速器里面。这也是科技创业的一种。再往后就是园区，产业化园区，包括大学科技园区。再大一点就是高新区，国家级高新区。对于上海市而言，这些载体我们能不能建设得更大更多一些？
我们应该设立“科技创业特区”，按照科技创业的内在需求，给予低成本的、特殊的创业环境、文化氛围、政策支持等，这些对于上海今后建设一个区域创新体系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加强对于上海科技创业载体的支持。因为外地很多地方，本来要素成本就比较低。在这个“科技创业特区”中，还应该降低制度成本。我们园区可以抵挡掉一些外部的无谓干扰。过去人家讲得很通俗的，“各种大盖帽，左一顶、右一顶，穷于应付”，大家都可以去找企业，而在我们这里，一般都是由我们来统一处理。我们不同意这些机构人员直接去找我们园内的企业，有什么问题先找我们。我们帮企业挡掉了。有问题，载体这里先解决好。
“9＋X战略”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创业企业的发展，建议借鉴国外经验，从市政府层面，成立一个专属机构或者办公室，统筹对小企业的服务和政策。此外，还可以成立一个专属的监督、检查机构，以促进行政工作效率，并降低创业园区内企业相关的制度成本。
东方早报:上海提出了在“十二五”期间重点建设九大高新行业，你是怎么看待创业与九大高新行业的发展关系？
李湛:上海现在明确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九大方向。但是，明确之后还要考虑到怎么实施，让这些产业真正发展起来。
我的看法是，能不能形成9＋X的结构。这个X不一定是第十大产业，也可能是九大行业中没包括的领域。我觉得这个X应该是“科技创业”。我们应该通过鼓励科技创业，打造区域创新体系，来促进九大产业的发展。政府在其中有政府的角色，也必须发挥很大的作用。市里面已经为九大产业的高新技术产业化设立了100亿元的专项资金。这100亿元的使用已经被规定了三个方向，但是，不包括我讲的科技创业。
三个方向，一个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重大项目，那创业企业肯定轮不上了。创业企业不可能一上来就是重大项目。
第二，重大产业科技攻关项目。这些都是政府立项的。就算华为刚刚两万块钱创业的时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再比如阿里巴巴，当年马云50万元在杭州创立的时候也肯定是列不进这个项目里的。
第三，创业投资基金项目。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样的基金项目都是锦上添花。这些基金建立起来，对于科技创业初始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也是不大，一般都是做后期的成熟项目。
因此，这100亿元的资金对科技创业的支持很少体现。虽然上海政府，包括各个区县对于科技创新创业另外有一些支持的政策，但是力度显然不够。
所以我特别加上一个X，就是说要发展好这九大产业，这个X就非常重要。有时候，政府想要发展好一个产业，倒不一定能发展起来，而那些没想到的反而发展起来。这就是看一个创新的能力。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还是要特别重视科技创新型的创业企业。俞书记也提到，要特别重视创业型的创新人才。
东方早报:对于这个X，政府应该怎样进行支持呢？
李湛:这方面我有以下若干建议。
第一，我们可以在全市范围内建设“创业家乐园”。从历史上来说，我们上海是“冒险家乐园”，但如今，我们要力争把上海建设为“创业家乐园”。马云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作为一个大都市，不应该比哪里的楼高，哪里的路宽，而应该看一个城市的胸怀有多大，应该考虑怎么包容外地人来创业。”我们可以通过“创业家乐园”的建设工程，把上海建成创业的沃土，让全国各地的创业家乐于来上海创业，而且也能够在上海成功创业。
第二，上海市可以强化科技创业载体建设，建设好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创业苗圃、企业加速器、科技产业园包括大学科技园以及高新区等科技创业载体，这些是创新经济发展的平台。让这些平台在上海新一轮经济转型中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我们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来强化科技创业载体的建设。
第三，我们还应该建设创业金融体系，从高新技术产业化专项资金中划出一部分着重支持初始的科技创业。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对X的支持。
第四，我们还可以改革上海的高新区管理体制。具体来说，就是把之前政府主导型的管理体制，变为政府与大学、科研院所联合管理体制。这一改革可以在“一区八园”中试点实施。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可以极大调动大学、科研院所在高新区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同时调整大学、科研院所的考评体系，强化科技成果转化要求，也可以使大学和科研院所众多的科技成果能有更高的比例得到转化，促进高新区解决自主产权核心技术创新源缺乏的问题。
第五，建议专门设立一些相关的服务以及管理机构。
我们知道，科技创业企业初期大多是中小企业，国内外数据表明，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创新、就业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创业企业的发展，建议借鉴国外经验，从市政府层面，成立一个专属机构或者办公室，统筹对小企业的服务和政策。
除此之外，还可以成立一个专属的监督、检查机构，以促进行政工作效率，并降低创业园区内企业相关的制度成本。通过推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把上海建设为全国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费用最少的行政区之一。通过建立这么一个机构，可以对相关行政效率问题进行检查、监督和完善，这对降低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制度成本很有好处。
（来源：凯迪网络 作者：李跃群;吴一帆;林晓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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