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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晚，央行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距上次宣布上调准备金率仅9天之隔，其频率在历史上也属罕见。这自然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相较之下，当天下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开征特别印花税以打击楼市炒卖的消息，就很少有人关注了。
此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是年内的第五次，再加此前差额准备金率的实施，现在，部分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已高达18.5%甚至19%，成为自1987年公布该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市场几乎一致地认为，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上调空间，而对于是否应该继续加息，则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
在准备金率接连上调的背后，是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的连创新高。据国家统计局11月11日公布的10月份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4%，涨幅创25个月来新高，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0.1%。
另据商务部数据，11 月上旬，36个大中城市18 种主要蔬菜平均批发价格达3.9 元/公斤，比年初上涨11.3%，比去年同期上涨62.4%。蔬菜价格的涨幅超过了CPI 项下的所有分类。持续上涨的鲜菜、鲜果价格成为推动CPI 上涨的重要原因。
蔬菜价格上涨，主要源自于成本的推动。农村劳动力紧缺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再加农资成本和运输成本上涨，是推动此轮蔬菜价格上涨的主因。而农资成本和运输成本上涨，又与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造成的国际输入性通胀密切相关。
从通胀形成机理来看，本轮通胀并非单纯的需求拉动型，而是成本推动型、外部输入型和需求拉动型的混合型通胀。防治混合型通胀，就不能仅指望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付通货膨胀，无非是实行从紧的措施，或价格型的加息，或数量型的提高准备金率等。但不论是加息还是提高准备金率，在当前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加息抑制通货膨胀，隐含着两个假设前提：一是一个经济体的基础货币不变，二是加息能改变通胀预期。而这两个假设前提，今天可说都不存在。
在量化宽松背景下，由于息差的存在，加息会进一步吸引海外资金流入，进而通过外汇占款方式影响到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而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和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美国的流动性就是我们的流动性，寄希望于加息而改变市场的通胀预期，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
在居民存款因通胀预期而出现大搬家的情况下，央行虽仍有可能选择加息，但加息显然不是当前首选的政策工具。为此，当前有许多人视数量型的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为央行行长周小川所说的应对海外热钱的“池子”。
但是，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除央行需付出一定的成本外，在当前更有着其固有的局限性。那就是在量化宽松的背景下，一味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非常不利，往极端里说，甚至有可能造成外资“独步天下”的后果。
中国经济素有“打工经济”之称。我国的GDP有很大一块来自于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又是中国出口的主力军，而零件加工贸易又是其主旋律。在这种背景下，外资企业完全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热钱”搬进搬出。
因此，单纯地将提高准备金率作为应对热钱的“池子”，最终的结果，有可能是内资企业都被紧缩死了，而外资企业却依然有源源不断的海外资金来源。存款准备金率的“池子”，显然装不下所有的热钱。那么，对“池子”之外的热钱，又该怎么办？
热钱为获利而来，楼市股市往往是其投资的首选。而楼市又有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纽带作用。要截断热钱泛滥到实体经济，就必须阻击冲击楼市的热钱。而对付过度的投机活动，理论和实践证明，往过热的市场车轮下掷“沙子”的“托宾税”是首选。香港的特别印花税，就是特殊的托宾税。
应对海外热钱，不光需要准备金率这个“池子”，还需要楼市的“沙子”。香港特别印花税的开征和内地准备金率的同日宣布提高，应该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巧合。
（来源：搜狐财经博客 作者：章林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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