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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追根寻底，时任美国海军天文台数学和天文学教授的纽康先生（SimonNewcomb），在188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里写下的“交易方程（equationofexchange）”，就揭示了这个道理。后来，耶鲁大学的费雪教授（IrvingFisher）概括提炼的“货币数量论”，讲的就是若给定货币周转速度和商品为常量，物价总水平由货币数量决定。上世纪60年代以后，美欧高居不下的物价指数造就了货币主义经济学的英雄，弗里德曼坚持以货币数量解释物价高涨现象，让这一名言传遍天下。
中国的读者理解这个命题没有多大困难。在字面上，中文的“通货膨胀”直指问题的根本——是“流通中的货币”太多，才造就了物价的普遍上涨。根据中文的通胀概念，货币超发的当时已造成了“通胀”，不需要等到看见物价上涨才大喊大叫的。喊叫也没什么用，因为那放出去的货币购买力，总要把商品追到了手里才算消停。困难的是，何谓货币超发见仁见智，非到众怒难犯的境地，人们的认识不容易“统一”。这是处理通胀问题常常滞后的原因。
虽然货币超发是所有物价高涨的共同原因，但货币超发的成因却各不相同。从中国经验看，如本专栏讨论过的，1995年应该被看作是一道分水岭。在那之前，财政缺口由人民银行透支，构成所谓主动超发的类别。90年代早期，在承受了又一波高通胀之苦后，中国痛定思痛，由全国人大通过人民银行法，定下了央行再不得对财政透支的法则，在制度层面终止了货币的主动超发。1995年以后，加入了世贸协定的中国经济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开放局面，也带来“被动超发货币”的新问题。日益庞大的贸易顺差、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以及怎么摸着也不热的“热钱”，一起汇成进入中国的外汇洪流。在人民币稳定汇率目标的硬约束下，央行不得不动用基础货币大手购汇，一方面形成巨量国家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就对内转成越来越多的广义货币存量。
看在货币数量论者的眼里，超发货币打下的地基既宽又深，物价大厦一个个冒尖就不足为奇了。比较“反常的”，倒是除了个别年份，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恶性的状态。这又是为什么？容易想到的答案，是政府顾及民生，一旦物价异动，就出手直接管制物价，不准物价上涨。但是实际的观察是，偌大一个市场经济，持续而普遍的物价管制从来就不可能有效。风口浪尖时的“金牌十二道”，常常过不了多久就不了了之。真正起作用的，恐怕还是货币数量公式里的那个“Q”，即商品数量。物价都变了，商品供给量怎么可能不变？！菜价涨刺激供菜，房价涨刺激供房，古董价涨刺激古董供应的增加——当然包括假的。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这就是本专栏讲过的“水多了加面”：1990年代以后，国有土地拍卖、城镇居民房改、农民工大规模离乡进城，加上土地转包和山林权转让，多少资产投入，把那被动超发的货币“积极平衡”了不少。
这样来理解，通胀就不单只是一个货币现象，而且也是商品——或广义的资源——能不能对价格变化作出灵敏反应的制度性现象。货币超过经济需要幅度的超发，固然构成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基础，但终究还要受到潜在的商品和资源对物价作出反应的能力的平衡。读者检查一下这个命题的逻辑吧：货币多、物价涨，要是紧接着有更多的资源应市，价格是不是可以趋于平缓？反过来，货币多、物价涨，要是潜在的资源被关起来不许应市，那价格是不是趋向涨了还涨？
以近期菜价为例，民怨沸腾之际政府出手限价是标准动作，但从效果看，如果压价连带压制了供给那可是愚蠢之举。我比较欣赏的干预措施，是发改委下令全国运菜车辆过高速公路——有的地方连一般公路也算上——一律免收过路费。此绿色通道政策有刺激供菜之效：菜价上扬本来刺激生产，但也可能激发多放几天再卖更好价钱的念头。限期之内免过路费的办法一来，菜贩的算盘变了，因为公路运费不是个小数，抓紧机会享受优惠，不要过期作废！当然，更周全的是政府要给提供免费的高速公路补价，免得公路的供给受影响。
这说明，物价上冲时段的商品供应量不是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很明显，变多了有助于抑通胀，变少了就是火上浇油。所以，在抑通胀的各项措施中，要特别注意刺激商品的供应量，决不能压制商品的供应。这里顺便也对喜欢“举国体制”的朋友提一句：政府之举既可造福，也可为祸，端看举的是不是个地方。举对了，四两或可拨千斤；举错了，面子里子丢个干干净净。
不妨修订一下，叫“货币-商品数量论”吧。没有任何原创新意，就是根据多少次通胀的经验，看到关键时刻商品供应量变化对物价形势变化的重要意义。商品（资源）量的变化，无论长期短期，总与政策、制度状况息息相关。
也正是这点心得，让我对上期本栏讲述的海外代购、境外直购，有非常正面的评价。本来，出口导向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不但对外“失衡”，而且对内也失衡 （见2010年8月23日第43版本系列评论之十七）。根本解决之道，不是人为压缩中国的出口，而是主动扩大进口，在更充分发挥自己与贸易伙伴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达成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那么，是什么力量影响了中国进口的扩大？讲起来因素颇多，我们以后还要讨论。其中比较根本的，我认为还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因为从进口的角度看问题，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决定着中国人花美元买国外商品劳务——进口——的机会成本。以2005年前的汇率为例，中国人每花1美元，就要放弃人民币8.26元。放弃者，成本也。2005年7月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以上，就是国人花美元购洋货的成本降低了20%。经济逻辑说，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这样推理，人民币汇率升值定有扩大进口之效。
果不其然，人民币汇率一升再升（今年6月19日）之际，国人的海外代购、境外直购就流行了起来。除了国内外部分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得利于国人购买外国货之外——这是汇率升值的直接后果——进口税费的设置和服务是否便利，对进口流量有非常灵敏的影响。无数普通网商在关税未加注意时就率先自发行动，才显示了新潮流的重要含义：对外有助于平息贸易保护主义，对内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有助于抑制通胀。从这个角度看，对海外代购、直购严格税收的做法虽出于维系不同贸易通道之间的税负公平，但更为可取的做法，却是审时度势，适度平减入口税费和进一步提供进口服务便利。毕竟，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
（来源：搜狐财经博客 作者：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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