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2010年中国经济继续在复苏的轨道上运行，相比2009年，出口又重新成为拉动增长的需求因素，但通胀也开始抬头，展望2011年，会有许多新的变化值得高度关注。
2011年推动通胀的力量由一而三
通胀势头在2011年却会更加强劲。2010年推动通胀的力量基本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所构成的，而2011年将会从一个力量演变成三个力量。即食品价格上涨的动力不会消失，由国际价格上涨所形成的输入型通胀和由工资上涨所形成的“工资－物价螺旋”也开始成为新动力。
国际商品价格的上涨与美国新近推出的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紧密相关，而且会发展得越加严重，因为对应于美国金融体系内部庞大的有毒金融资产规模来说，前两轮的货币增发量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在资产泡沫破灭后所形成的坏帐损失，大约是其资产泡沫高峰时价值的10%，由于美国的金融资产规模远比日本庞大，美国的资产泡沫只要破掉5%，就是大约30万亿美元，如果美联储不得不成为这些烂资产的购买者，为此所发出的货币就是目前美国广义货币M2的3倍，所以，美国的第二轮定量宽松绝不是给美联储增发美元划了句号，后面跟着的一定是第四、第四乃至不知道多少轮。
美元不断增发将致使美元持续贬值，各国为了保出口就必须稳定与美元的汇率，办法就是也与美国同步增发货币，这就是巴西财长所说的“货币战争”。如果世界各国都在增发货币，货币狂潮就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严重通胀。而且美国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越深重，美联储发的货币就会越多，全球的通胀程度就会被不断提升。所以，2011年将是全球性通胀的开始年份，中国的输入型通胀也必然会在这一年重新抬头。
工资的上涨首先不是因为分配关系有了实质改变，而是因为中国已经到了一般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即由于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劳动力开始变得相对稀缺。2010年以来，有数据说明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上涨了超过15%，其他劳动者的工资也在上涨。而且工资上涨也受到了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在很多时候，往往是因为食品等生活支出受物价影响上升，劳动者才会提出涨工资的要求。
如果调整了分配关系，工资的上涨就会反映为企业利润的减少而不是推动通胀，而且中央的“十二五”建议也确实提出了要改善分配关系，但是恐怕不会来得那么快，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想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会有很多办法可用。如此，2010年以来劳动者工资的上涨与其后时间里的持续上涨，到2011年及其以后年份就都会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新力量。
如果2011年推动通胀的力量由一而三，则当年的通胀率水平将会明显高于2010年，我认为CPI的上涨幅度应该在5～6%。
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可取
如果通胀与增长都是向上的趋势，宏观调控采取紧缩的方向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通胀率在向上，经济增长率却在向下，这就会给宏观调控出难题了，因为压抑通胀的同时也会压抑增长。
2010年与2009年相比，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都在上升，因此许多人都在呼吁应把反通胀作为2011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要回到2007年“紧货币、稳财政”的调控轨道。有人提出，2009年为了反危机过多投放了货币，已经成为目前通胀发展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把以前过多投放的货币收回来，因此应让2011年货币增长率显著回落，还有人不断呼吁应进行连续的加息行动。
在我看来，这些政策主张都是错误的。2010年的形势与2007年的最大不同，是在通胀率上升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却在下降。虽然从全年看经济增长率高于2009年，但却是逐季显著回落，从一季度的11.9%一直回落到四季度的9%以下。由于2010年前两个季度的增长率很高，到2011年前两季度，特别是一季度应低于8%，所以回落趋势应该会持续到2011年上半年。此外，2011年与2008年的最大相同之处，可能就是在外部再度出现恶性经济波动。
另一方面，目前不论是食品推动的通胀还是工资推动的通胀，以及输入品推动的通胀，其发生机理都是首先推动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然后由于企业为了保持原有的利润水平，再通过提价方式向市场释放通胀压力，最后由于企业的现价销售额因提价而增长了，才会向银行提出更多的资金要求。所以，虽说通胀是货币现象，但是在成本推进型通胀过程中，货币的增加不是源头而是结果，如果在成本推进型通胀过程中实施了紧缩型货币政策，虽然会压制企业的资金需求，相应压制了物价上涨，但同时也会压低企业的利润水平，使企业失去发展生产的动力。
所以，不论从国内的通胀性质出发还是从国际可能再度爆发的危机出发，2011年乃至其后两年，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政策反而应是反过来的，即应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含义就是货币增长率应充分反映国内物价上涨对货币产生的需求，具体地说，如果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是8～9%，通胀率是5%，再考虑大约3个百分点的经济货币化率要求，全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就应该是16～17%。
这并不是说应该放任通胀，而是说通胀与增长相比，始终应放在次要位置，因为如果没有了增长，居民收入的增长过程就停止了，如此即便是有稳定的物价也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没有人会喜欢通胀，但是是否有人会喜欢失业呢？而保增长就是保就业的同义语，因为只有经济增长了就业才会增加，劳动者的工资也才会增加。
但是仍必须尽力消除通胀的不利影响，但这不应是货币政策的事情，而是应该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确保中低收入阶层在通胀过程中的基本生活消费不受损。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都说反通胀主要是货币政策的功能，但是既然中国目前的通胀性质发生了变化，宏观调控政策的使用也就必须转型了。
税收是从现价的，企业的销售额因提价增加，政府的税收也会相应增长。我们可以算一笔大帐：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即全部税收占GDP的比例为20%，如果因通胀现价GDP增加了5%，在2009年就应该增加1.68万亿元GDP，税收就会相应增加3400亿元。如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给占人口总数一半的中低收入人群，人均获得的年生活补贴就是510元，相当于当年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年均消费支出的6%，和当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12.8%。所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是完全可以充分保护中低收入人群的。
不论从国内的通胀性质出发还是从国际可能再度爆发的危机出发，2011年乃至其后两年，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都是不可取的。
通胀与增长相比，始终应放在次要位置，因为如果没有了增长，居民收入的增长过程就停止了，如此即便是有稳定的物价也没有任何意义。必须尽力消除通胀的不利影响，但这不应是货币政策的事情，而是应该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确保中低收入阶层在通胀过程中的基本生活消费不受损。（中国证券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