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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正在把浙江中小企业群体逼上绝路。这不是危言耸听。”6月一个阴雨的傍晚，浙江商人杨广槐（音）一脸沮丧地陷在藤椅里，向记者诉说着自己的“伤心事”。在浙江，越来越多像杨广槐这样的中小企业主，正在因“钱紧”而被迫接受高利贷的“救急”。
在浙江，巨大的资金需求，最终衍生出一个由银行大企业集团高利贷公司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正在以集团化、组织化的发展方式“茁壮成长”。
这是一个庞大得无所顾忌的高利贷市场；这是一条几乎无法撼动的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中小企业正在以一种血淋淋的方式被“拯救”。在浙江，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年利率已经高达100%。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还不到10%。
“我们在等待，确切地说，我们是在赌博，赌今年下半年的经济环境会好转，赌融资渠道的‘清淤驱浊’。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调控政策没有松动的余地，浙江的很多中小企业将熬不过2011年的冬天。”杨广槐有些悲观的断言，从某种意义上，正代表了浙江中小企业集体的忧虑与迷茫。
浙江，金融风险在加大，隐藏于繁荣之下的民间融资市场危机四伏……
从逻辑上，这看起来非常奇怪：在原材料、人工不断上涨的高成本之下，中小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而在短期内流向中小企业的资本回报却越来越高在浙江，民间借贷的利息回报年利率已经高达100%了，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不超过10%。
不符合逻辑，却真实存在。
为遏制通胀的压力，迄今为止，中央银行已经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国内的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的历史高位。
央行的货币政策在有效收回流动性的同时，也加大了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难度。事实上，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即使是在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也很难得到贷款。现在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无奈之下，浙江中小企业几乎集体低下头来，把目光投向地下融资这一并不阳光，却可解燃眉之急的“非常规市场”。
高利贷就像毒药
借高利贷，已成为浙江众多中小企业的“无奈选择”
“一家中小企业，如果没有银行贷款，只靠民间借贷，大约6个月就要倒掉。” 6月15日，浙江一家企业负责人郑先生向《中国经济周刊》大倒苦水， 他向记者表示， 借高利贷，已成为浙江众多中小企业老板“寻钱”最惯常，也是最无奈的选择。
2010年末，郑先生的企业因为打跨国官司，企业的资金链出了问题，不得不向担保公司拆借1亿元人民币。“按照每天千分之二的利息来算，一天要付出的利息就是20万。我们公司只借用几天资金，就已经被吓得半死了，利息太高了。”郑先生向记者表示。
“当你实在坚持不住，马上就倒掉的时候，高利贷还是要去借的。借来，先活下来再说。至少还能撑半年。”采访中记者发现，在浙江中小企业主中间，像郑先生的心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高林原来是浙江一家商业银行的信贷经理，他的客户中，有一家生产医疗器械的企业，由于着急用钱，在“等不及”的情况下，借了700万高利贷，“这700万元，每天要付14万的利息。这家企业希望我在半个月之内帮他把款从银行贷出来，还给高利贷。结果，银行的贷款还没贷下来，企业先倒了。”提起这件事，高林一脸的惋惜，“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钱贷出来是没问题的，但后来政策越来越紧缩。”高林说， “银行的钱突然断掉，就像人一样，血液流光了，人会怎样？”
于是，从银行贷不到款，转而向地下融资伸手的一些企业，在利滚利的巨额高利面前，选择了“出逃”。
“利滚利，就像吸毒一样。有的企业，借了高利贷等银行贷款，等两三天可以负担得起，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里从银行贷不出款来，这个企业就要逃走。”高林向记者表示，“老板跑了，人们管这叫‘上高速’。”
6月18日，温岭市利欧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景伟向记者表示：“目前，‘上高速’的老板越来越多。”
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管理层，陈景伟对贷款风险的加剧忧心忡忡，“有一家生产麻将机的企业，借了高利贷，一天前，一百多人的工厂还机器隆隆，一派热闹的劳动景象，仓库里也堆满了原材料及产品成品，可一天之后，这家企业却突然寂静无声、大门紧闭，厂子关门了，老板消失了。” 陈景伟分析说，在利滚利的巨额利息面前，如果你不选择出逃，那你将面对两种状况，第一，即使厂子全部卖掉也无法承受本息；第二，高利贷雇佣的社会力量每天戴着墨镜在你家门口守着，堵住你的厂门口，或者干脆就把你人抓走。
据温州一家企业主透露，一般情况下，放高利贷的人，身边多半跟着保镖，“那场面跟香港电影里的情节特别像。有些高利贷公司会成立自己专门的讨债部门，市场上也有专门的讨债公司与高利贷产业相呼应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或恐吓。不过，现在，企业主出逃的手段也多了起来，老板在家里坐镇，工厂照常生产，以稳住高利贷者，但其实，老板的家属早已经悄悄‘上高速’了。又过了几天，老板也突然消失，工厂随即停摆，‘金蝉脱壳’之计宣告成功。”
谁在热衷放高利贷？
个别国有担保公司和财务公司参与其中
高林告诉记者，尽管不堪利滚利重压，但眼下找他帮忙牵线借高利贷的企业却一天比一天多，而高利贷的利息也“一天一个价”地上涨。“企业太需要钱了，‘钱荒’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很可怕。”
“银根收紧的时候，银行贷款首先满足政府的项目需求和大企业需求，被挤压的是小企业，这是肯定的。因为政府的项目是压不下来的，而贷给大企业的成本和风险都远比中小企业的低。”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根据温州市经贸委调查的结果显示：认为当前资金面偏紧的企业占了42.9%，企业资金缺口平均约为10%，而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仅57.4%。受调查的企业大部分是亿元以上的规模企业，贷款满足程度相对较高。事实上，更多的中小企业目前的流动资金已较为紧张，借贷利率明显攀升。
一边是不断收紧的货币政策，另一边是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饥渴，这使得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非理性上涨。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调查，浙江民间短期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达5分、6分，甚至高达8分、10分。半年以上的贷款利率水平也有3分、4分。
在民间资本最活跃的温州，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温州的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达1879家，包括186家担保公司、1088家投资（咨询）公司等。
在民间，这些机构被称为“地下钱庄”，也被概称为“担保公司”。2011年，这些机构的数目一直在增长。
“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实业不做了，去做拆借。因为实业的利润太低，最多不超过10%。为什么那么多担保公司，生意还那么好？因为（中小企业）太缺钱了。”温州某制鞋企业的老板张自强向记者表示，他“所认识的几乎所有担保公司都在放高利贷”。
担保公司，原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的第三方。而如今，它成为了高利贷融资链条里最积极的推动者负责通过各种渠道凑集资金，再通过各种方式将钱以高利贷出去。
以一个注册资金1亿元的担保公司为例，按照有关规定，可以担保8个亿到10个亿，但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往往将担保的额度降低。1亿元的资本金放着不能动，假设担保一个亿，担保的收益率大概在2厘到3厘，收益最多仅为300万；假设担保10个亿，收益最多也仅为3000万，这已经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很难达到。再减去运营成本，利润空间很有限。
而从制度的设计上看，担保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借钱出去承担的风险几乎相同。
所以，从收益和风险比例来看，没有人会愿意让1亿的资本金睡大觉，钱生钱的游戏其实很简单。高林表示，如果把这一个亿拿来拆借，它的利息是5分到6分，和担保业务相比，放高利贷更具有诱惑性。
“这个诱惑太大了！”张自强说，他身边做实业的老板，有闲余资金的，都成立了担保公司或类似的融资中介了。
高林向记者透露，在浙江，一些国有担保公司和财务公司也在利用国有资金偷偷放高利贷。“例如，有一家注册资金为9000万的行业性担保公司，就将这笔资金高利贷借给其他担保公司，再由其他担保公司以更高的利率放出去。”
针对这种乱象，在3月中旬，银监会在系统内下发了一份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注重对融资性担保机构资质的审查，担保公司必须在2011年3月31日前完成规范整顿，达到监管要求，才能获得准入牌照。
但事实上，在浙江，这次整顿并没有显著成效。根据高林透露，只要成为相关协会的会员，缴纳一定的会员费用，办理担保公司的一切手续均开绿灯。在整顿之后，他还成功办理了多家担保公司的注册登记。而这些公司做的都是拆借业务。
高林从银行辞职之后，很多担保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给出的条件颇为诱人：副总+颇丰的年薪+提成+股权。这样的待遇不会比银行差，压力却比银行小得多。
“很多担保公司的老板并不专业甚至盲目，他们只看到其中的利润空间很大就去做了，但实际上无论是从人脉还是专业的角度，他们都很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帮忙。”高林的很多同行和同事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较为集中地从银行辞职，跳槽加盟担保公司。
采访中记者发现，在高利贷融资的链条里，银行业主动或被动地扮演着极为微妙的角色。
耐人寻味的“资金流”
银行、大企业集团变身“新兴高利贷者”？
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民间的集资，包括从企业实体经济里转移过来的资金、社会的闲散资金等；二是通过各种方式渠道从银行流出来的资金。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民间资本充其量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是银行流出来的钱。”甚至有人认为，银行的钱占到80%以上。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经验，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
关于担保公司如何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再以高利流进地下融资市场，在浙江的民间，可以给你提供多种答案。例如，虚构项目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资金；又例如，对那些贷款方案获批但银行没有额度的业务，介绍资金到银行存款，增加银行的存款基数，然后银行放贷出来等等。
其中，有一种流出方式，看起来很顺理成章，却又不费力气。
陈永是浙江一家农业高科技企业的老板，企业资产已经达到10多个亿，经营状况良好，从银行获得的授信有3个亿。虽然他也正一门心思地要把企业再推上一个台阶，但是，“假如融资市场按目前的态势继续发展下去，我也会适当地投资高利贷市场。这个太诱人了，不用干活了。”
他算了一笔账：从银行贷出来一个亿，5000万用于企业发展，再将5000万拆借出去，以年利率50%算，就有2500万的利息。“我从银行总共贷了一个亿，付给银行才600万利息，光利息我就赚了1900万。”
很多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事实上就是这么干的。记者采访中，接触到不少这样的案例。例如，有一家食品企业，从银行贷出了3000万，500万投入企业生产，2500万流向了高利贷市场。
“这比工厂的利润大多了，不必苦兮兮地扩大生产规模，三个月就能赚取超过工厂一年的收入。”张自强告诉记者，在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之下，实体的企业已经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流动资金贷款再次进入融资链条，不断给高利贷市场补充血液。
张震宇坦言，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不是主流。“因为银行的资金便宜，国家基准利率和民间借贷之间存在利差，在利益驱动之下，企业会拿出一部分资金以高利放给那些得不到银行资金的中小企业。”
他认为，这与银行的监管失职相关。
为此，银监会专门出台了“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及项目融资业务指引）。
但监管的效果并不明显。
陈景伟也是从银行辞职出来的。根据他的分析：按照正常的贷款通则，贷款必须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去使用，例如约定购原材料就得拿去购原材料。“但如果他是提现的话，你就没办法监管。北京、上海提取三五百万现金可能很困难，但在我们这边很方便。每个银行机构的现金都放得很多，现金监管几乎不可能。”
根据合同的约定，银行有监管的权利。但作为权利，这意味着可以放弃行使。
站在银行的角度，最重要的是风险防范，只要抵押物和盈利状况都没有问题，最终钱流向何处，不是它最关心的。
不只是上述中等规模的企业，许多融资实力雄厚的集团公司旗下都有担保公司或投资公司，利用银行资金做拆借业务。
然而，高回报之下是否隐含着高风险？
“表面上看是这么回事，但在较为成熟的运作下，风险出现的几率和暴利的几率三七开都不到，风险也就在20%左右。”
陈永说，在浙江，像他们这样的企业，银行贷款到期了，再困难也绝不拖欠银行一分钱。“实在没钱了，向高利贷借，先还银行，等银行放款出来，再还高利贷。”
此情形之下，高利贷赚的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差。假设企业要还银行钱，还缺2000万，向高利贷借。“还给银行的钱不一定能再贷得出来。但很多担保公司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可以知道哪些企业需要钱还给银行，还可以确定银行是否会再次贷款给企业，甚至他可以确定哪一天贷出来，出现在哪个账户上。你还认为这会有高风险吗？”在陈永看来，高回报之下，实际上承担的是低风险。
“担保公司收利息的时候基本上没发票的，都要企业去洗钱，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虽然很多借了高利贷的老板还不出本金就跑了，但实际上，在还回本金之前，利息可能已经回本了。即使亏损，也不大。
“几乎所有稍成规模的担保公司都有银行力量的介入，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银行不介入，这一切无法做到。”张自强说，在浙江，这是公开的秘密。
此次，民间借贷的繁荣出现了新态势。张震宇这样总结了近期温州民间融资出现的两个新特点：一是民间融资形式呈现组织化；二是民间融资流向呈现投机性。
可以确定的是，民间借贷的资金规模在大企业、大集团和银行等各种力量的参与下，规模不断壮大，并且向组织化和集团化发展。
根据企业老板们的估计，浙江民间金融流动的资金规模或许已经接近3万亿。
“以温州为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向媒体估算，温州的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有8000亿元。”
针对周德文提供的这一数据，温州当地一位官员认为这是“胡说”，该官员表示，温州地下钱庄并没有想象得那样严重，对于中小企业钱荒现象，“政府正在积极商讨对策”。对于温州民间金融资金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接受记者采访的政府部门和人员均保持缄默不语，这，最终成为了一个谜。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浙江中小企业“钱荒”之谜
“中小企业的融资那么困难，到底政策的出路在哪里？怎么解决？”6月下旬，当记者在浙江奉化见到玉球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任东红时，他正在为“兜里没钱”而犯愁。
2011年前后， 任东红的公司获批了一个总价766万元的农业科技项目，按照地方政府的政策，该项目将由政府补贴340万元，但前提是，766万的资金必须先投入，政府的补助才能到位。但任东红没有这笔钱。
见到任东红时，他刚从银行回来。“银行以三个理由拒绝了我们的贷款申请：一是银根紧缩；二是贷给小企业的成本比贷给大企业的成本高出许多；三是，农产品自然灾害大，风险高，他们（银行）不愿意贷。”记者面前的任东红一脸的失望与无奈。
小贷公司无钱可贷
任东红告诉记者，拿下这个农业科技项目很不容易，公司的未来也都寄托在这个项目上，“但是现在，因为资金的问题，我们只能选择放弃这个项目。”
任东红也想过到民间去借贷，但担保公司的月息已经在5分左右，让他很快打消念头。对于农业企业来说，3分的月息已经是天方夜谭了。
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记者面前更加“震撼”的场面，令任东红面临的困难显得微不足道在任的家乡奉化，上百家小企业因资金问题，而选择关门大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浙江“高利贷”的泛滥非一日形成，而国家对这一现象，亦关注良久，并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今年7月初，针对中国中小企业遭遇“钱荒”危机，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特别主持召开了小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他提出，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中小型金融机构要立足当地，避免片面求大和盲目跨区域扩张，更好地服务于小企业。同时，要发展与小企业相适应的小型金融机构。
上世纪末，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成立城市商业银行，其初衷即是“服务地方经济和服务中小企业”。只是，在之后的发展中，逐渐偏离了初衷，许多城市商业银行开始全国性地扩张，热衷于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争抢大客户和大项目。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因此没有多少改善。
无奈之下，一些中小企业被推向了民间借贷。
“在商业银行与民间借贷之间存在一个断层，现在的民间借贷太活跃了，说明这个断层缺口太大。”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向记者表示，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服务的多元化，大银行服务大企业和大项目，小银行就服务小企业。
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供给体系这普遍被认为是解决中小企业“钱荒”的大方向。
张震宇建议，政府要搭建一些平台，“例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步伐还可以再快些，资金互助社、租赁公司、信托公司都可以恢复，把民间资本再集中起来，补充进来。现在很多民营资本想进入金融行业。”
据相关资料，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新开业的村镇银行达400家；同样，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027家（2010年末为2614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扩张速度明显加快。
自2008年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来，它的定位即是为中小企业支持三农等方面小额贷款提供服务的。制度设计时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最高可为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只贷不存”，融资规模不能大于注册资本的50%。
在浙江，银根收紧之后，小额贷款公司生意甚为红火，但一些小额贷款公司已经面临“无钱可贷”的境地。
“即使在两三年前，货币政策宽松的时候，银行贷款放万亿出去，温州的小额贷款公司的钱照样能放出去，为什么？毕竟有一批小企业还是缺资金。”根据张震宇的介绍，按原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一年以后可以增资扩股，后来，因为贷款需求量太大，于是改为半年可以增资扩股，但还是跟不上贷款的速度。
一个小额贷款公司在半年时间内，由两个亿增到四个亿，再过半年，又从四个亿增到八个亿，钱还是不够贷。温州市工商局近日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一次摸底结果显示，23家小额贷款公司现有注册资本金52.2亿，银行融资25.1亿，两者总和为77.3亿，而全市贷款额已经达到84.4亿。在浙江省并不发达的丽水市，小额贷款公司也已达8家。但很多人还是贷不到款。
村镇银行之困
与小额贷款公司的破竹之势相比，村镇银行的发展速度相对滞后。
今年初，浙江省丽水市政府决定在全市的九个县市区全面铺开成立村镇银行，目前只批下来了三家。现在碰上困难了。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前几天，丽水方面接到通知，村镇银行的贷款额度必须控制在注册资本金以下。
就连村镇银行的贷款规模也纳入此次宏观调控的范围了，这让丽水的决策层很是头疼。
在村镇银行，单笔的贷款额多在两三万。“村镇银行成立的初衷就是加大支农支小的服务力度，解决它们的融资难题。但现在提出要将它的贷款额度控制在基本金以下，这明显就缩小了支持的力度。”丽水市银监局副局长周林海说，贷款规模控制之后，村镇银行连小额贷款公司都不如了。
这对刚刚蹒跚起步的村镇银行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处于起步阶段的村镇银行面临的困难很多：诚信度尚未形成，机构网点少，结算难，各项功能不健全，不具竞争力。
从目前的政策来看，同一个地方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润要比村镇银行高虽然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润实际上也不高。
以温岭市利欧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去年的利润也只有8%。该公司副总经理陈景伟说：“股东们都觉得这个回报率很低。”
但实际上，股东们在创立小额贷款公司之时，并不只是看短期回报，他们的远期目标是要组建自己控股的村镇银行。不少民营企业家都怀揣着想要成为银行家的梦想。
而根据《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新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持续营业3年以上(含3年)，并且近两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不良贷款率低于2%，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130%以上，就可以转制成村镇银行。
从理论上看，这个可能性很大。但从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状况看，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目前在温州，绝大多数小企业都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局。对此，张震宇呼吁，在银行服务不到的地方，能不能把民间资本都筹集起来办村镇银行？国家能不能在村镇银行方面办得快一点，政策支持的力度再大一点？如果步伐再大一点，在温州能不能办一家民营银行？
台州市商业银行是全国首家政府没有控股的城市商业银行。经济学家辜胜建议，像台州一样，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中小银行，利用中小民营银行来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但我们上面望，下面望，相关部门还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政府已经做很大努力了，但中小企业的融资仍然有很大缺口。”丽水市金融办副主任龚海鸥说，政府方面正在想办法将“地下”的民间资金引导到“地面”上来，将民间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然后，更多的企业主却认为，不管地方政府如何创新金融业务，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换句话说，大的政策环境如果不改变，中小企业的“钱荒”困局，将是地方政府难以逾越的“坎儿”。（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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