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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研究员 荆林波
2009年以来，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各种自然灾害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2010年第二季度，我国的GDP超越日本，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
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我国2010年的人均GDP为3800美元左右，而日本人均GDP达到 40927美元，是我国的十倍之多。事实上，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接近日本1974年的水平。也正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所指出的，GDP数据只是国家经济实力一方面的反映，相较GDP数据，更应关心人均数据。中国的人均GDP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而按照中国人均收入1300元的贫困标准线，全国还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
如今，全国上下认真学习与领会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着手编制各地的“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如果说，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第一次腾飞，那么，未来的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将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着如何攻坚克难、实现“二次腾飞”的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二次腾飞”，就必须告别失衡增长，逐步走向均衡发展，构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即：以经济发展为主线，政治体制改革为保障，社会整体发展为目标，先进文化为基础。以城镇化为载体，以现代产业体系为支撑，探索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构建新型的经济、政治、社会与生态文明。
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认为可以用“失衡增长”加以概括。增长有目共睹，但是失衡也日益凸显，失衡主要体现在如下七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的动力失衡，经济增长单纯地、粗放地依赖外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单纯地追求扩大出口，更多地依靠外需，尤其是30年后这种粗放式的出口模式问题日益凸显。到2009年，我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50.8,货物贸易的依存度为45.0，其中：出口依存度为27.1，货物出口依存度24.5。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失衡，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影响也较大。
第二，经济结构的失衡。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已经引起了国家上下高度的重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分别达到了68%和52%，2008年分别提高到72%和53%。即使是中低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也达到了53%，而我国在1995年该比重只有33%，到2008年也只有40%，比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要低十三个百分点。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像广东这样的经济大省甚至出现了服务业发展没有达到 “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
第三，发展方式失衡，追求外延式增长，忽视了内涵式增长，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尽管2009年我国参与研发活动的人员达到318万人，已经是世界上研发人力资源投入最多的国家；我国研发经费支出中2009年突破了5800亿元，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四。但是，研发投入强度不高、核心技术缺乏、高端人才匮乏等严重制约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比如，2009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只有了1.7%，但与世界领先国家3%左右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时，研发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出所占比重偏低，显示我国科技发展根基不够坚实，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再比如，我国研发人员密度相对偏低、2009年广东省每万名从业人员中的研发人员仅43人，低于江苏的45人和上海的106人，不及韩国的一半和日本的三分之一。总之由于缺乏自主创新，整体而言，我国的产业层次较低，尽管我国有成百个产品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是，产品附加值低、产业竞争力不强，缺乏对产业的话语权。正如当年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所言：我们出口8亿件衬衣才能换一架空客380飞机。
第四，城乡区域发展的失衡，城乡之间发展不协调。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带来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及“中部崛起”等战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有所改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但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严重。以我国经济发展较好的广东省为例，2009年，粤东西北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一半，仅为珠三角地区的1/4左右，其中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深圳市是最低的梅州市的7.5倍。全省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1:1扩大到2009年3.1:1，明显高于江苏的2.57:1和浙江的2.46:1。因此，出现了所谓“城镇像农村、农村像城镇”的说法。
第五，增长与发展的失衡，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日益趋紧，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较大。我们过去经济失衡增长赖以依靠的“廉价”资源近年来不断价格飞涨，甚至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的各种议论，比如：“中国需求催发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同时，环境保护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我国在获得众多“中国制造”第一的时候，也获得了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世界第一；城市缺水问题较为突出；土地资源开发强度过高，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灰霾天气增多、城市酸雨污染严重，环境质量状况令人堪忧。
第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尽管我国政府近年来非常重视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但是相对于较快的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管理相对滞后。客观上约1.5亿的流动人口，使得地方政府无力提供足够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福利水平较低，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仍存在较大差距。2010年全国大中城市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入托难”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出城市公共服务的配套相对欠缺。更不必提及，广大的农村地区面临的教育、就医、养老等问题。
第七，经济增长的收益没有被共同分享，导致收入分配失衡，收入差距不断被拉大。无论是我国国民总收入初次分配还是我国国民总收入再次分配，其结果大致相同，依然是企业、政府所得的比重上升，而居民所得的比重下降，而且三者分配的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我国劳动份额大大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水平，平均来看低15个百分点左右，甚至低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平均来看相差20个百分点左右。
所有的人都得益于改革开放，都受惠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共同经济增长的背后是日益失衡的收入格局，结果，似乎绝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收入状况不满意，对社会不公充满怨言，甚至出现了“仇富”的心结。
第八，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失衡。除了上面提及的人才瓶颈与科研投入不足以外，我国在法律制度建设、体制创新等软环境建设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滞后，尤其是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严重滞后，导致软环境成为阻碍我国经济转型和升级的“短板”。
综上所述，破解我国未来的科学发展战略转移，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我国经济的“二次腾飞”，必须跳出第一次腾飞所倚重的工业化路径，寻找新的发展路径，探索新的模式。我们认为，以城镇化为载体，以现代产业体系为支撑，必须遵循均衡发展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里强调的均衡发展是指：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内外需并重；优化经济结构，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与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加大研发投入，追求内涵式经济发展；以人为本，共享发展成果，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推进城镇化建设，协调城乡发展；推进节能减排，强化绿色发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民主发展。只有在“均衡”上做足文章，在“全面发展”上加大力度，我国经济才能实现“二次腾飞”，增强发展的动力，提高发展的质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