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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安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之一，被誉为“世界工厂”。然而，就在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尤其在欧债危机日益加重之际，我国制造业在某些地方已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发展疲态。而国际上唱衰中国经济及制造业的声音也沉渣泛起。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如何防止中国制造业“未强先衰”，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自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的制造业就开始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停滞状态。现在，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785亿元，同比下降2.7%，而7月当月实现利润3668亿元，同比下降5.4%。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15个行业同比下降，其中大部分属于制造业。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今年以来，制造业全行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速几乎是月月下降，这种情况实属罕见。
与此同时，作为我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阵地之一，制造业的低迷再次导致了农民工的返乡潮。据有关调查，在浙江、江苏、福建等制造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民工返乡的情景已经提前到来。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特别强调，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形势将更加复杂、更加严峻，促进劳动者充分就业的任务十分繁重，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就在中国制造业陷入低迷之际，美国则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性政策，吸引本国制造业回流。而随着海外劳工成本的上涨，以及超长供应链等多种因素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正在考虑将原先位于海外的生产基地搬回美国本土。根据麻省理工学院供应链管理专家大卫·利维最近对108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调查显示，有14%的企业明确打算将部分制造业迁回美国本土，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则表示正在考虑为回岸采取措施。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回流，无疑对承接国外加工制造业的重镇中国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似乎来得太早了些。19世纪中期，英国曾经依靠其“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其经济发展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但随后，英国工业资本大举对海外投资，20世纪初，英国海外投资一度超过国内投资的规模，致使英国国内工业生产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下降，技术进步速度明显放慢，最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过，从“世界工厂”跌落为工业品进口国。
美国则复制了英国制造业发展的老路。早在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产量就已相当于欧洲主要国家的总和，占全世界的1/3以上。1929年美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达到43.3%的最高值。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业开始衰退，此后美国经济整体呈现出明显的后工业化特征并且持续低迷；1990年代后，美国借助信息技术革命，实现了工业结构向“高新技术化”方向发展，使制造业重振雄风。美国制造业协会的报告显示，1992到1997年美国GDP增长的29%来自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部门。但近些年来，美国开始实施“非工业化”政策，降低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和衰落，其占GDP比重下降到2004年的12%，就业比重从最高时的35%降到目前的10%左右，远远低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
最新的例子则是日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依靠制造业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到1970年，日本的制造业工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一度高达27%，日本制造更是在全球市场上傲视群雄。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日本的制造业开始走向了漫漫的下坡路。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在1996年—2006年十年间，日本的制造业工厂减少了一半，只剩下54万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制造业的产值占日本整体经济的35%，但在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至18%。而日本制造企业今年最新的财报显示，制造业的衰退仍在进一步加深。比如在2011财年，日本家电的三大巨头索尼、松下和夏普共亏损1.6万亿日元(约合1283亿元人民币)，亏损额不断刷新纪录。
但是，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发展轨迹来看，他们的制造业大都是在经历了一个高峰之后才逐渐衰退的，并且都已经实现了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只是在国内产业结构变化，以及中国、韩国等新兴制造业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生产基地出现了外移，但仍旧保持了研发中心留在本国的格局。
很显然，中国目前的制造业发展程度远不到发达国家出现产业转移时条件。从总量上看，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据统计，目前我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已达到20%左右，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制造业中有100多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和制造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仍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中国制造仍以代工、加工为主要特征，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不多。这就决定了仅仅依靠劳动力众多而又廉价的竞争模式缺乏长久性。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产品的附加值低，仅仅在低端市场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中国虽然是高端奢侈品的消费大国，但却是生产上的小国。即使是在本国生产，也大多是代工或贴牌式的模式，而且国内鲜有真正的奢侈品品牌。
由此可见，中国离真正的制造强国仍差距不小。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造业却提前出现了“未强先衰”的苗头，其典型特征就是产业的“空心化”提前来临。根据统计数据，2007—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制造业营收总和占40%以上，但利润额只有30%左右。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3、22、11个百分点。即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水平也明显偏低。
导致我国制造业“未强先衰”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首要位置的还是成本问题。在劳动成本上，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制造业的劳动成本成为众多企业难以承受之重。最近几年，我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几乎都是以平均20%的高速在提高，在企业利润水平提高缓慢甚至下降的情况下，工资的提高就必然会加剧生产的困难。汇率的持续攀升则是中国制造业的另一个对头。自2005年实行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上升了20%以上，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汇率的上升将侵蚀企业本已微薄的利润。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制造业企业与商业银行、房地产企业等暴利行业存在过大的利润差距，这就进一步加剧我国制造业出现“空心化”的趋势。持续攀升的财务成本，使得大多数制造企业成了为银行打工的角色。而房地产业的暴利，更是加剧了逐利资本从实体经济向虚拟资产的转移。放弃实体经济而追逐炒房、炒金甚至放高利贷性质的“炒钱”，正在成为许多制造业中心地区的流行风尚。
因此，要遏制中国制造业“未强先衰”的趋势，必须多管齐下。首先，在减轻制造业负担上采取实际有效的有力措施，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在经济困难时期，有必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承受能力，不能简单地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同于单纯地涨工资，要将工资的上涨与企业效益提高挂钩；其次，扭转人民币汇率单边上升的趋势，扩大汇率波动的范围，尽快形成反映市场供需的汇率形成机制；再次，有必要尽快实行全面的减税政策，摘掉企业税负沉重的帽子，只有企业效益提高了，才能实现税收长远持续地增长，绝不能走“竭泽而渔”的路子。
最后，破除银行垄断，允许民间资本参股甚至设立银行机构，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减轻企业的财务成本。必须下决心遏制房地产泡沫，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投资实业。只有如此，中国的制造业才能重振雄风，“未强先衰”的悲剧才不会上演。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