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1月1日开始，中国版巴塞尔协议Ⅲ即将实施，而为了使政策能平稳落地，中国监管机构给予了银行业长达6年的达标过渡期。
这是巴塞尔协议Ⅲ在全球范围内落地的一个缩影。巴塞尔协议Ⅲ自2010年获得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以来，注定要成为今后数十年全球银行业监管的奠基石。
在巴塞尔委员会主席魏霖克(NoutWellink)看来，更严格的资本金定义、更高的最低资本金要求，以及引进的新资本缓冲，综合确保了银行能更好地承受经济与金融压力，从而维持经济增长。
监管更趋严格
时间拉回到2010年9月12日。
当天，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在瑞士巴塞尔举行，包括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时任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等全球重要国家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都出席了此次会议。
这次会议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方案，也即巴Ⅲ的核心内容。此后不久，这一方案又在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上获得通过。
“2009年中以来，基于本轮金融危机的教训，巴塞尔委员会对现行银行监管国际规则进行了重大改革，发布了一系列国际银行业监管新标准，统称为'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Ⅲ)。”中国银监会评价巴Ⅲ时称，其体现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的监管新思维，也确立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新标杆。
汇金公司驻光大银行专职董事武剑发表文章称，巴塞尔协议Ⅱ关注分母，强调对风险资产的准确计量，以反映风险变化的敏感性，而巴塞尔Ⅲ则更关注分子，直接表现就是诸多条款要求均指向增加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
具体来看，巴Ⅲ确定了银行业的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普通股充足率为4.5%，一级资本充足率为6%，总资本充足率为8%。与此同时，为缓解银行体系的亲周期效应，打破银行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正反馈循环，还建立了两个超额资本要求。
其一，要求银行建立留存超额资本，用于吸收严重经济和金融衰退给银行体系带来的损失。留存超额资本全部由普通股构成，最低要求为2.5%。其二，建立与信贷过快增长挂钩的反周期超额资本，要求银行在信贷高速扩张时期积累充足的经济资源，用于经济下行时期吸收损失，保持信贷跨周期供给平稳，最低要求为0~2.5%。
巴Ⅲ实施之后，正常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普通股、一级资本和总资本充足率应分别达到7%、8.5%和10.5%。
考虑到巴Ⅲ的实施可能给银行造成较大冲击，2010年的9月召开的中央银行行长和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决定，设立为期8年(2011年~2018年)的过渡期安排。
根据过渡期安排，各成员国应在2013年之前完成相应的国内立法工作，为实施新监管标准奠定基础，并从2013年初开始实施新的资本监管标准，随后逐步向新标准接轨，2018年底全面达标。
从目前来看，各国进展情况参差不齐，二十国集团的一些成员国(印度、日本、沙特阿拉伯)已经宣布了执行巴塞尔协议Ⅲ的细则定稿。美国监管机构6月曾发布了遵守巴塞尔协议Ⅲ的草案，但遭到了许多银行家的反对；欧盟则已经更为接近最后敲定细则。
框定28家G-SIFIs
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难题，被认为是重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的核心之一。
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特纳认为，大型银行“大而不倒”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应该明确没有所谓的“大而不倒”类银行，让其自担风险，即使出现问题也不对其进行救助和支持。
在具体的操作上，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引入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FIs)的概念，并对这类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以期增强其自担风险的能力。
2011年11月经二十国集团戛纳峰会审议通过，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了首批29家G-SIFIs名单，其中，美国8家，英、法各4家，日本3家，德国、瑞士各2家，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瑞典、比利时、中国各1家。
成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的感触或许颇有代表性。
肖钢认为，这对于中国银行而言，既是荣誉也是挑战。所谓荣誉，是对中国银行国际影响力和综合能力的一种肯定；所谓挑战，意味着未来的中国银行将接受更加苛刻的监管标准。
根据G-SIFIs监管总体政策框架，相比未纳入的银行，G-SIFIs被要求增加1%~2.5%的附加资本要求。在特定条件下，最具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可能面临最高3.5%的附加资本，以避免金融危机重演。
更有甚者，英国独立银行业委员会(ICB)主席约翰?维克斯爵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还曾表示，对于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巴塞尔如果能在杠杆率和风险加权资本要求上进一步提高会更好。
迫使银行“居安思危”
巴Ⅲ的实施，提高了对银行资本要求的同时，也带来了银行为了达标可能惜贷,乃至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担忧。
经过测算，巴塞尔委员会指出，总体而言，资本监管的新规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根据8年过渡期的安排，受到资本监管新规则影响的信贷规模的收缩幅度不超过1.89%，同时贷款利差将增加16.7个基点，对全球GDP下降幅度的影响将不超过0.22%，对全球GDP年均增长率的影响不超过0.03%，影响的主要因素是来自各国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还有部分影响来自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全球风险协会(GARP)美国克利夫兰分会会长AnuragGupta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项新协议势必将影响全球银行业的盈利，但却是“迈向正确方向的健康步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