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年初开始，国内包括钢铁企业在内的多家大型企业或投资公司纷纷开始收购国外铁矿石公司股份，到目前已有包括鞍钢、武钢、宝钢以及民营的沙钢等多家钢企基本完成对国外铁矿石公司的投资或控股谈判，另有多家仍在洽谈中。当然，还有一些类似的控股谈判由于种种原因搁浅，或已失败。但不管怎么说，收购国外铁矿石企业股份，是国内钢铁企业应对国际铁矿石价格波动风险的正确选择。
回想2006年铁矿石价格猛涨严重影响国内钢铁企业正常经营时，我们的做法是希望通过谈判来争取铁矿石的定价权，以为可以用需求来影响价格，但几轮谈判下来，我们逐渐明白，所谓争夺定价权的想法恐怕是一厢情愿了。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多次在上证报撰文，呼吁放弃争夺定价权的幻想，转而以控股国外铁矿石企业，以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风险自然对冲体系的方式，来应对国际铁矿石价格的波动。
之所以反复强调控股铁矿石企业是应对国际铁矿石价格风险的正确选择，根本的出发点，还在于现代企业经营的根本目标。国内很多企业往往以追逐利润为己任，处处以“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为经营决策根本出发点，于是，一遇到成本上升或产品价格下降就显得步履维艰。实际上这是个相当落后的经营理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营目标理所当然是追求市值最大化，而非利润。而企业市值的高低，直接反映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狭隘地规避风险，而是合理运用：尽量排斥不利的风险，尽量保留对自己有利的风险。
然而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有利的风险和不利的风险，不是两枚截然相反的硬币，想扔哪个就扔哪个，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留下一面后，另一面也必然如影随形，这就意味着当我们排斥不利的风险时，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大价值的机会也被一同排斥掉了。在现有的风险管理产品中，期权似乎解决了这对矛盾，但由于期权本身是有代价的，它的代价实际上已包含了你所希望排斥掉的风险的价值。于是，如何在保留有利的那一面的同时，自如地应对不利的另一面就成了企业管理者必须面对并且解决的问题了。
解决之道在于风险的自然对冲体系，即不付出额外代价，即可创立一套期权体系，收购铁矿石企业股份的构想，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假如宝钢集团控股澳大利亚某铁矿石集团，对于宝钢来说相当于获得了一项买方期权(注意，这项买方期权并不需要宝钢付出额外代价)，可以从铁矿石价格上涨中获得价值。与此同时，原来宝钢集团的那些高炉就此变成了卖方期权，可以从铁矿石价格的下跌中获得价值。这样的风险应对路径，当然就是企业的价值提升之路。因此，对于时时面对铁矿石涨价威胁的国内钢企来说，控股铁矿石企业比没有替代选择条件下的谈判不知要有效多少倍。
但这条路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国内多家企业收购澳大利亚铁矿石企业遇阻就是很好的证明。抛开政治、外交因素不谈，科学不是哪些人独有的，你明白的道理人家也一样明白。年初以来，来自澳大利亚政府甚至军方的反对声音说明，人家是很明白我们的用意的。那么，假如接下来类似控股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国内钢企又如何应对？已经控股的钢企是否已万事大吉了呢？
首先，对于尚未实现控股铁矿石企业目标的国内钢企，不必傻等，继续努力的同时也应考虑以其他途径完善自身能力，比较可行的路有两条：一是通过现有金融市场工具来复制想要得到的股份，这至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比如用铁矿石企业股票的期权头寸加上一定比例的所在国国债头寸，或者用铁矿石期货加上与铁矿石企业股权收益相关的工业指数基金头寸等办法实现复制的目的；二是投资到其他与铁矿石价格风险相关的资产头寸中，比如海运指数等金融产品，甚至直接控股海运公司，同样可以达到类似效果。
其次，对已成功控股海外铁矿石企业的国内钢企来说，控股不是风险自然对冲体系的全部，更不是企业价值管理的尽头。20%左右的控股比例似乎足以抵御明年33.3%的铁矿石涨价幅度，但从更长远来看，钢铁企业的价值之路漫长而艰辛。根本哈根会议也许还不会通过足以打压高排放产业的协议，但是低碳经济已是不可逆的趋势，加上个别国家已开始征收碳关税或实施贸易保护措施，这些都在制约着高能耗、高排放的钢铁行业的未来。除了国家从宏观层面上推进的企业整合外，企业还需在微观层面上未雨绸缪：下一步的价值管理战略应向低碳产业投资转化，一面在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上加大投入力度，一面继续寻求控股海内外减排技术企业和机构，构建更大范围的风险自然对冲体系，以确保在企业短期难以转型、国际决议随时可能发生的不利局势下，企业价值能有稳定发展。
(上海证券报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