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山西洪洞县而言，富豪警察王建雄被害案具有标本意义，纠结着富与贫、官与民、政与商、警与匪的诸种关系，反映了煤改前后洪洞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态。
富人的忧，穷人的愁
和山西很多县市一样，洪洞县煤炭储量丰富。作为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县”之一，全县煤炭总储量44.15亿吨，可开采量20.15亿吨。
洪洞因煤而兴盛，也因煤而衰。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和资源的日渐枯竭，典型的资源型经济的畸形发展模式使其弱点已充分显现。尤其是在工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资源型经济中存在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在此次山西煤炭整合运动之前，民营煤矿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半，其在此次“国进民退”的煤炭整合中必然经历一场利益的重新划分和重组。
洪洞县煤改之后，煤矿资源集中到中大型规模的企业手中，绝大部分原来拥有煤矿的煤老板或兼职煤老板将煤矿变了现，但挑战随之而来。
首先是要保住财富。据传闻，一名洪洞的煤老板煤矿变现以后，在太原雇了数个大学生炒股，结果亏损数千万元。
有时候钱还会成为麻烦的根源。2008年，洪洞县公安局信访科一名女民警张小燕非法集资1个多亿，而对集资对象调查过程中，曾令部分官商群体紧张了一阵。
因煤而富的人群，不但要操心财富缩水，还要担心人身安全。
在这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小社会，社会分层现象和仇富心理严重，富人和穷人如油和水一般泾渭分明。高利贷纠纷、诈骗、绑架、入室抢劫时有发生。
富人有富人的忧，穷人也有穷人的愁。
2008年煤改之后，大多数小矿井关闭，有资质的煤矿也要经过漫长的基础设施改建。对于处于煤炭产业链底端的挖煤工来说，两三年的过渡时期，意味着要熬过漫长的冬天
一直在王建雄的鲁生煤矿打工的当地村民张老汉，在煤矿正常生产时，一个月的收入能拿到两三千元，这是他现在在田里耕作一年的收入。
“我年纪大，在矿工里算赚得少的，好的时候，年轻人下煤窑的，一年赚十几万二十来万元的都有。”张老汉回忆往昔，唏嘘不已。
年轻人只好出去打工。“以前大家都进煤矿打工，现在一些大矿都是机械化操作，要的人少，当矿工还要拉关系走后门。”张老汉说。
当地重要的煤矿企业——陆合集团总经理史元魁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煤矿较好的2005年至2007年，当地在民营煤矿打工的工人人数有五六万，现在则不足一万人。史元魁是洪洞县唯一一家民营的煤矿整合主体陆合集团的总经理，从1979年便开始从事煤矿行业。
受冲击的还有运输业。小煤矿停产，大煤矿技改，对于拉煤司机来说，现在已经无煤可拉。
洪洞县公安局旁边专修煤车的屯里村，司机小王告诉本报记者，像他这样的个体司机，只能到山边上去拉煤矸石，这种煤矸石不需要钱买，是挖煤时带出的辅料，80%的含量是石头，“是黑的就能烧，可以用来烧砖，取暖嘛”。
即使是煤矸石，也是一天比一天少。司机小范更多的是拉几天煤石，再到配货站拉货。
更多的车队只好加入国营企业或大企业的车队队伍，但入伙费不菲，一辆煤车需要40万元，即便如此，还有很多煤车司机希望加入，“加入了，啥也不用管嘛，入了就有活干”。
煤矿的上下游产业都成了被“殃及”的“池鱼”。给煤矿送坑木的、卖机电的，甚至送食品饮料的，钱都不那么好赚了。
洪洞县城的涧桥坡上，20多家仍在惨淡经营的歌厅隐约告诉人家，这里曾经的繁盛。
从300家到12家的减法
在煤炭形势最好的2007年，洪洞县有证无证的大小煤矿，加起来有300多家。现在已经被整合成12个板块。
整合从2006年年底开始。陆合集团实施实质性的整合发生在2009年，2008年，大型房地产企业上海绿地集团来到了洪洞，选择了与民企陆合煤化集团合作。绿地集团向陆合集团增资12亿元，获得新陆合集团的51%股权。陆合集团创始人史元魁则带领十几个煤老板占有余下49%股份，并担任新陆合集团的总经理。
史元魁告诉本报记者，洪洞县经历了两轮煤矿整合。第一轮整合从2006年年底开始，由原来有证的52家煤矿整合成39家。2009年开始第二轮整合，在这一轮整合中，39家被整合为12家矿区，其中陆合集团拿下3家，同煤煤电获得1家，山西煤炭进出口公司获得2家，晋煤集团拿下1家，其余5家由霍州煤电旗下的山焦和煤矿获得。
前述这几家企业，大部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起家的陆合集团，因被上海绿地集团注资，也是一家以国有成分为主的企业。
陆合集团整合的18家煤矿中(含原陆合集团自有的2家煤矿)，整合之前的产能为160多万吨。整合后，陆合集团需要花两至三年的时间进行机械化改造和技术改造，达到验收标准后，方可以正常生产，届时的生产产能方可达到每年330万吨。
在这几年煤产量锐减的过渡时期，洪洞县这个产煤大县，需要从内蒙古这些后起的产媒大省运煤过来。
陆合集团一位员工告诉记者，本地的煤价在800元左右，内蒙古的煤价现在只有300到400元，加上运费，也就七八百元，“而且他们的煤质比我们的好”。
经过数年的开发，资源枯竭已令山西经济陷入疲态。而新兴资源省份内蒙古，开始了20年前山西曾经走过的路。
煤矿被买断的煤老板愁的是钱如何保值增值。而以煤矿入股的煤老板，变身为股东，他们所期盼的是基建结束之后，可以正常分红。王麦生就是这样一位煤矿股东。
王麦生：煤改前夜的故事
洪洞县连接煤改前和煤改后的一个值得记录的人物，是王建雄煤矿的接手人王麦生。在山西煤改政策尘埃落定之前，作为一个煤矿业的后来者，他趁乱整合了洪洞县数家较为大型的煤矿，如今，他既负债累累，又拥有数家煤矿的股份。现在的王麦生到底算有钱人，还是穷人，可能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王麦生真正拥有煤矿，是从2005年接手王建雄的鲁生煤矿开始。王建雄具体以多少价格将自己的鲁生煤矿卖给王麦生，外界无人能知。高的有说2亿元，低的有说1700万元，记者在洪洞多方寻访，熟悉鲁生煤矿生产和经营状况的人普遍认为，其卖价应该在5000万至8000万元之间。
接手鲁生煤矿后，王麦生又收购了全山煤矿，随后将洪洞县最大的民营煤矿西沟煤矿揽入麾下。此后又陆续收购了曲树腰、柳沟煤矿、张家沟煤矿和沙洼煤矿。收购时间都发生在2005至2007年。
一位熟悉王麦生的前煤老板告诉记者，在煤改的确切精神没有下来之前，一场混战开始，很多人以为只要有足够大规模就可以成为整合的主体，王麦生正是在这个时候成为洪洞县煤矿业的后起之秀。
“一开始上面的精神是达不到30万吨就要取缔，他就把几个买在一起，但上面的政策一直在变。”
王麦生买矿的钱一部分来自借贷，一部分是周围亲朋好友期盼搭便车主动给的钱。“人家都知道煤矿好嘛，有点关系的，都主动给他钱。”警方在王麦生的家中找到的一张欠条显示，王麦生欠王建雄7000万元本金，利息5000万元。
2009年，洪洞县向临汾市政府请示的文件中，只有几家非洪洞本地的山西国企，陆合集团的整合主体资质也是在2010年才最终确定下来。没有王麦生。
王麦生由整合的主体，变成了整合的对象，如今王麦生的七八家煤矿，分别被陆合集团、山西煤炭进出口公司、霍州煤电等分食。
一位当地的企业家总结说：“资源型财富的获得，不需要才能和智慧，关键看运气好不好。”
王麦生40多岁，熟悉他的人说：“他就是这么个人，原来在农村里也爱这么折腾，搞焦厂什么的，也不闲着。人也不错，喜欢给村里修个路，办个事儿啥的，所以大家信任他。”但现在借钱给他整合煤矿的，“大部分都开始后悔了，”王麦生的这位熟人说，“还欠着人家几个亿吧，”这里面也包括欠王建雄的1个多亿。
如果算上陆合集团，洪洞县的煤矿整合主体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字号，而且少有本地企业。史元魁猜测，煤矿安全隐患比较大，虽然也没有文件规定说一个县只允许一个还是两个本地企业来整合，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少弄点，少担点风险。
寻找经济转型的答案
习惯了躺在黑煤上吃饭的地方政府、煤老板和涉煤从业人员，在资源枯竭后如何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在洪洞县城里，尚难找寻答案。
与经济转型的地方县城类似，旅游业是一个显而易见值得长期发展且争议较少的产业。洪洞县的大槐树景区和广胜寺景区，都在大刀阔斧地建设中，“来洪洞旅游吧，来洪洞寻根吧”，洪洞的大街小巷挂着这样的横幅。
2008年联手陆合集团大手笔进入煤炭业的上海绿地集团成了经济转型的领头羊。今年，绿地集团与当地政府签下协议，计划投资20亿元，大举开发始建于东汉的佛教圣地广胜寺。
煤老板变现而来的闲置资金，需要引导投资方向。大槐村景区也是由当地一位煤老板投资兴建的，大槐树根的两侧，一批民俗饭店正在大兴土木。
旅游业是一个大投入、长期收益的行业，习惯了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煤老板们是否能够耐得住性子等待景区回报的涓涓细流？
高新技术是洪洞经济转型的另一个方向。洪洞县的甘亭工业园区，“纳米高科技”的牌子高高竖立。陆合集团在此投资了一个LED芯片生产企业，投资三个多亿。
史元魁告诉记者，这个项目陆合集团计划投资十个亿。全国有1000多家做LED芯片的企业，“在我们这个地方算新兴产业，但全国来说是很普通的产业。”“试试看能不能做成吧。”并不熟悉LED产业史元魁口气并不乐观。
一位洪洞县政府官员告诉本报记者，洪洞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园区化整合，产业化聚集”，但哪些园区，哪些产业，却没有一个清晰的概括。
大多数煤老板去了外地，去内蒙古开发煤矿干老本行的，做股票投资的，买房子的，出国的。史元魁告诉记者，除了一个煤老板在本地开了一家钢网厂，以及开发大槐树外，并没有看到有痕迹明显的投资转型，起码在本地鲜见。
前述政府官员告诉本报记者，洪洞这两年也是中国的一个缩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本身就不平衡，这是中国人均GDP在4000美元左右必然出现的事情。洪洞的人均GDP在3000美元左右。“煤炭资源整合是必须的，财政收入这些暂时都不能管，人都死了(指矿难)，发展还有什么意义。”
山西洪洞富豪警察王建雄遇害的消息一经发出，就吸引了大批记者来到了洪洞这个新闻频发的小县城，足见“富豪”和“警察”这两个词组合的威力。
自记者来到这个县城，县城从宣传部到公安系统就开始了与记者的追逐和博弈。两位同行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王建雄出生地南步亭村采访时，遭到一群人的阻拦，而后更是被有关方面“礼送出境”；《南方周末》的记者则被不明人士尾随，还被叫到县宣传部好言规劝离开洪洞。
王建雄在山西洪洞县公职人员队伍中不是孤例。
一些洪洞公职人员发财的方式五花八门。从路权到税收检查权，从坑木到机电，从消防到炸药，都可以成为牟取暴利的环节。
直接经营煤矿的代表，是2007年黑砖窑事件中被查出的广胜寺派出所所长刘林忠以及近期的富豪警察王建雄。其中，刘林忠被曝财产高达3.7亿，王建雄的身家据估计也要数亿。
与王建雄类似，一些公检法系统的人员都是在2000年左右开始经营煤矿，那个时候，煤矿形势每况愈下，许多煤老板都勒紧了裤带过日子。“明天就要过年了，今天还有矿工住在家里不走，要钱。”一位前煤老板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回忆。
不过他说，但王建雄等“兼职”煤老板，当时却经营得比别人好。因为公安系统中，经济侦查部门管着煤矿的偷税漏税，消防部门管着煤矿消防设备，民爆科管着矿山需要的炸药，交警部门管着煤矿运输，这些环节都存在“分一杯羹”的可能。
但实际上，即便利用煤矿外围环节牟利，所赚也相当可观。以路政监控设施的采购为例，知情人士向记者反映，当地个别警员垄断路政监控设备的采购，“利润随便加”。
一位已经离职的洪洞前派出所所长，既经营过煤矿，还通过民爆放行权利直接插手矿山炸药生意。煤矿整合后，他卖掉了煤矿，经营起了酒店。“光送炸药，好的时候一天都能赚40万，”一位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
当地一家煤矿企业的行政人员告诉本报记者，逢年过节是企业“出血”的日子，方方面面都要打点。由于要送的人和部门太多，送礼已经成了企业下属各部门“必须完成的任务”。
社会分层在洪洞这个贫富分化严重的县城已经很是明显。
当记者打车去县政协采访时，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上午去可以找到人，下午就不要去了，“人家都是有第二职业的，下午一般都不在”。有个采访对象告诉记者，公职人员有第二职业是普遍的现象，“有能力的经商，做生意，没能力的，就到企业里打份工，反正部门里人多。”
敢说话的人不多。即使是关系较好的官员，亦是欲言又止，不愿过多涉入。大槐树前的几位老人，在太阳底下喝茶，聊到了王建雄，但听到笔者是记者，马上避而不谈。退休了的老干部对记者的询问也都摆摆手，喝几口手中的茶水。
一个地区丰富的资源，应当为当地全体人民所共享。即使因为效率起见，资源和财富为一小部分为所占有，也应有相应的回馈机制，回报社会。
跳出一步设身处地来想，面对巨额的财富，任谁都不得不心动。但公权力过于容易地伸手索要，反映的是权力监督的制约机制的缺失。
从历史上看，山西的确存在过一个官员经商的特别政策环境，但时间非常短。1983年，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曾专门针对山西提出要“有水快流”，因为山西有煤，国民经济发展离不开煤，当时煤炭供不应求。“有水快流”即鼓励任何有钱投资的政府、企业、事业、个人兴办煤矿。
但很快在1984年，国务院发文规定，叫停党政干部及其亲属子女不准经商办企业，已经参与的必须马上退出。山西的红顶商人现象在明面上逐渐减少。
“这个政策从1983年一直影响我们到1989年。”洪洞县当地煤矿企业陆合集团总经理史元魁告诉记者。
在不久前的9月27日，洪洞县在煤炭运输治理方面，开始一项新的举措，叫做“五统一”，即统一销售、统一运输、统一结算、统一上交税费、统一管理，从而堵塞税费流失。
“五统一”的具体实施由洪洞县煤炭工业局、国税局、地税局、洪洞煤运公司等成立监管领导组。从驻矿(厂)监管，到公路运输监管，凭“销售票”销售，凭运煤调运单运输。票费每吨煤88元左右，共涉及7个部门、15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专项资金。
据了解，“五统一”的煤炭运销管理举措，来自临汾市规定。但笔者了解到，这一项出台才两个月的规定，已经开始成为一部分人滥用公权的自肥工具。由此看来，舆论监督、权力制衡才是治理的根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