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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Foxconn)今年动辄见诸报刊头条。这家装配iPod的台湾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制造企业。
今年4月和5月，富士康位于深圳的工厂发生了一连串自杀事件，10多名年轻工人跳楼身亡。这些接踵而至的可怕事件，暴露了许多中国工厂里刻板而重复的工作条件。
不过，在中国另一场重要的变化中，富士康也走在最前沿。该公司计划彻底改组中国业务，逐步将大部分生产迁至内地省份。
以为苹果(Apple)代工的产品为例，富士康正计划将部分生产迁至北部的天津和中部的河南省。该公司正在与河南省会郑州的地方政府进行商谈，计划在那里兴建一座大型工厂。
这样做的绝不止富士康一家，整个中国的经济地理正在出现大范围转移。部分制造业基地正从较为富裕的沿海地区迁至内陆省份。这种向内地转移并不是新鲜事，一些公司十年前就开始制定此类计划了，只不过在过去两年有所加速。
这种转移对中国经济可能意义重大。
迁往成本较低的城市，有助于保持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促进这些地区新的现代消费者阶层的形成。
此外，在出口行业面临西方国家需求疲软、一些沿海城市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情况下，向内地的大举投资还有助于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制造业向内地转移受到两股力量的推动：政府投资和成本不断上升。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借机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尤其是交通运输。例如，政府出台了极具雄心的高铁网络拓展计划，到2020年，将把高铁总里程增加两倍，达到1.6万公里以上。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中国政府计划未来几年每年投资逾1000亿美元，用以扩大高铁网络，投资额将占到同期全球铁路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
内陆省份是主要的受益者之一。在广州与正在成为主要交通枢纽的武汉之间，已新建一条高铁，使这段1100公里路程的行驶时间从过去的11小时降到3小时，号称是全球最快的长途铁路线。另一条长达505公里的新高铁线路连接着西安和另一个飞速发展的中部枢纽城市郑州。近年来，中部地区的许多公路网也获得了大量投资。
基础设施的改善，极大地改变了中部许多地区制造业的前景。“距离感已彻底改变了，”安徽省政府经济顾问宋宏表示。
制造业向中部转移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沿海地区生产成本的不断攀升。富士康深圳工厂在发生自杀事件后宣布加薪30%，这也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在南部的制造业地区和东部的上海周边地区，两位数的工资增长率已很常见。
在纺织、电器制造等利润率通常很低的行业，企业发现自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迁至海外，比方说越南，要么迁至成本较低的内陆省份。对于许多企业而言，中部地区物流条件的改善，意味着迁往内地是更好的选择。
人口迁移的模式也在改变。过去30年，安徽和江西等省一直在向沿海省份大量输出劳动力。如今，随着工人们选择呆在离家更近的地方，这种流动已经部分发生逆转。这使中部城市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消费者市场，从而形成经济活力的另一源泉。在武汉，开发商正在扩建“摩尔城”(Mall City)——其所有者称，落成后，它将是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总面积达40万平方米。
不过，尽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中部的扩张，但也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可能阻碍其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投资，而这种情况在几个中部省份尤为明显。根据安徽省政府发布的数字，去年，该省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90%。而在湖北省，这一比例为64%。
不过，这些数字可能更令人怀疑中国省级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现实经济的问题也许没有那么严重。例如，假如安徽省的官方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该省的消费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不大可能。
但不论如何，这些数字也值得警惕：如果中国政府出于某种原因（如通货膨胀出现飞涨苗头）而不得不突然降低投资规模，中部省份的经济可能骤然减速。
（来源：凯迪网络 作者：《金融时报》 杰夫·代尔 译者/陈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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