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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是私营经济做实业起家的前哨，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市场意识。然而近年来，温州GDP的增长速度逐渐落后，实业企业纷纷外迁，经济空心化的趋势日益严重。是温州人的市场意识开始落后了，智慧和嗅觉跟不上时代的变迁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某种程度上恰恰相反。
从小商品基地到炒房团大本营，温州经济在GDP的指标上是落后了，但控制在温州人手中的价值总量却在不断增长。总体上说，温州人作为一个资本家群体而非一个地区而言（即包括在外的温州人），在整个国家的全体人群中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比例，正在以高于大部分地区的速度增长（虽然其速度未必赶得上北京的官僚资本和上海的买办资本），温州地区的实体经济在边缘化，温州资本的声音和地位却并未减弱，反而名震全国，以致“温州炒房团”令各地攒钱欲购住房者闻风丧胆。温州经济的空心化本身只是一个影子，是温州人在通过缩减实业投资的扩张速度，腾出更多的资金进入利润更高的房产等行业，并试图冲击金融业、矿业等国家垄断资本壁垒的表现，也是市场嗅觉最灵敏的私营经济通过追逐高利润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一个缩影。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并不在温州人的市场意识，也不在智慧、学历或管理水平的不足。问题出在货币本身的产生机制上。
在市场化进展到今天的时候，尚未货币化的资源已经日益稀少了。所以我们可以近似地将所有人、企业、单位持有的货币和存款等近似货币的资产总量视为社会的财富总存量。简化而言，可以用M2作为参照指标来确定我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经济股份。
我们的M2从96年以来，平均在20%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工资收入加上手头资产的总增长率如果低于20%，则我们就属于在社会总资源中所占比例下降的群体，我们的社会地位将相对下降。因此，对私营企业而言，问题不是保本、保值、跑赢CPI这么简单，问题是要跑赢M2。然而，我们注意到，我国经济的增长，伴随着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M2与GDP的增长差距越来越大，M2占GDP的比例从80%已经上升到160%，二是工资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相对应的消费率越来越低。相对于M2代表货币财富总量而言，GDP更接近于实业活动总量的统计数据，GDP增长大幅落后于M2的增长，意味着实业的增长率赶不上M2的增长率，做实业的人在整个社会所占财富份额比例不断缩水。而工资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则意味着拿工资的阶层在社会的地位下降更快，这又缩减了社会的消费率，反过来让实业的利润更加难以增长。如果继续实业投资，整体而言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下降，意味着辛辛苦苦数年后回头一看，赚到的利润率被看似游手好闲的炒房团远远甩在后面。（这里说句外话，还有个数据就是税收的增长甚至高于M2的增长，这意味着官僚垄断阶层掌握的财富膨胀最快，因此核心官僚的社会地位上升最快，这是私营资本难以企及的。）
以上问题的结果就是：私营资本最正确、最理性的经济选择是抽出投在实业的资金，转而投入到更符合M2增长方向，从而利润更高的领域，其中主要的就是房地产。发展到最后，很多温州企业维持一定规模的实业生产不再是为了那一点微薄利润，而仅仅是为了通过做规模来获取地皮和相应比例的银行贷款，再把这些资金和资源投入到房产业获取利润。实业沦为私营资本绕过金融垄断分享货币发行的途径，成了炒房团的融资渠道。这样的环境下，多家实业公司共同发起的中瑞财团最后成为大号的炒房团，绝非偶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实业衰败、房产高涨的情状？货币发行的渠道和方式是背后的主因。
自从97/98金融风暴以来，我们依靠出口拉动作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M1增长越来越多地（最后到现在几乎是100%地）依赖于外汇占款的增长，而外汇占款的增长则主要来源于外贸顺差和由此吸引来的资本流入。因此，第一步是M1的发行越来越集中到外贸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江浙沪一带。这一阶段还是以实业为主要获取货币渠道的。但在这一机制下，一方面M1发行的不均衡导致东北重工业区和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加剧内需不振，另一方面在产能的扩张碰触到资源瓶颈时，因外汇占款增长而增发的货币难以通过扩大生产贷款的方式充分转为M2，私营资本需要寻找对应的去处，银行也希望找到合适的放贷方式。随着房地产市场化的启动，用土地、房产抵押贷款相比实业的生产贷款更为便利，因此银行和私营资本一拍即合，垄断了土地资源的官僚资本也为自己能从中分得利益而推波助澜。
由于房产业的存货—房产和无形资产--土地都可以凭借评估升值并通过多种形式套取更多的贷款，而实业的存货却面临贬值且通常不能作为抵押物，生产资料投资更是不断贬值折旧，于是，房产贷款比实业贷款更容易增长，且贷款的增长受有效需求的限制更小。于是，当2001年起房市高涨并成为高利润行业之后， M2的增长逐渐从外向型企业生产贷款的拉动，转向房产、土地开发和抵押贷款增长的拉动。M1的增长带来的存款通过房地产业膨胀开来并转化为更高速度的M2增长。在现行统计体系下，房地产的价格增长大部分未被计入CPI，而房地产除建设的成本部分进入GDP循环外，持有期间增值的部分却并不反映为GDP的增长。于是我们前面提及的M2的增长超过GDP+CPI，在这里找到了答案：之间的巨大黑洞，正是房地产价格在一次次M2扩张中所膨胀的部分。
以上这样的货币发行机制，导致需要从向消费者出售商品换回货币的实业，获取新发型货币的难度落后于贷款方便、膨胀更轻松的房产业。当房产业成为M2增长的主要渠道时，在新增长的货币财富中，倒卖土地的政府、开发商和炒房团借助银行的杠杆获取了其中越来越大比例的份额。整个实业相对衰落了，尚能保持接近M2增长速度的外向型经济部分也仅仅是依靠汇率造成的国际价差在维持利润，在资源紧张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也岌岌可危。作为市场先驱的温州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从实业转向地产扩张，无疑忠实地反映了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原则。谁在M2的发行中获取最大的比例，谁就取得更大的实际利益这一市场逻辑温州地区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正是温州资本从实业中抽身并冲向各地房地产业的表现，并不意味着温州私营资本家财富增长速度的放缓。相反，正是因为“及时转型”，追上了M2的扩张方向，温州私营资本家作为一个群体而非一个地区而言才从中获得了超越其他很多地区的财富数额。因此，温州的空心化和温州本地的GDP增长乏力，不是温州人的市场眼光出了问题，而是整个货币发行系统的运行模式使然。
这个体系本身的原生动力是外汇占款的增长，以及随之而生的M1增长。随着通胀的加剧和人民币升值的深入，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正在失去优势，因此M1增长的动力也正在丧失。当驱动一个系统的原动力走向停摆的时候，M2将通过什么方式扩张来维持经济稳定？如果在系统停摆时不能找到新的途径来保持M2的增长，那么一场混乱或将不可避免。
（来源：搜狐财经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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