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银监会双头调控 1月信贷冲动约1.5万亿

 http://www.lgmi.com    发表日期:2011-1-17 8:33:43  兰格钢铁
    央行、银监会双双担负信贷调控职责,信贷汹涌能否就此因势利导?

    工农中建四大行的信贷冲动如期而至。同业交换数据显示,1月上旬四大行信贷投放近2400亿元。令人关注的是,2011年央行和银监会将如何来调控信贷?

    1月14日,央行宣布自1月20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调整后,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将高达19%,中小金融机构亦将达到15%。此前,在2010年底央行针对商业银行召开的货币政策吹风会、2011年央行工作会议与即将召开的2011年银监会工作会议中,通过更加公开透明的政策工具、实施更为精细化的调控,成为货币和监管当局的共识。

    多位大行高管透露,央行已经将差别准备金率的测算公式下发到各家银行,要求各银行据此测算各自的规模。银监会正在探讨调整不良贷款的监管思路,会重点关注贷款分类的准确度和资产质量的细微变化。

    不过,在两部门内部仍不乏不以为然的声音。有官员认为,这些创新工具不够市场化,是规模难以制定下的变通之举,现在必须开始探讨一些市场导向的调控工具,而且,两部门相互如何协调以避免叠加,也是一大难题。

    悬念与底线

    “今年的信贷投放规模,目前依然没有确定。”接近货币和监管当局的权威人士称,“最终恐怕还是要定个数,否则可能不好控制。”决策层是否制定2011年信贷投放目标规模,已成为银行业界判断今年信贷新政的风向标。

    一位大行高管一语道破个中缘由:“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已经有紧缩的信号,但到底是松是紧还要取决于CPI的变化,由于变化趋势和成因难以预测,所以规模也不好确定。”

    相比提出框架性要求的2011年央行工作会议,在针对商业银行召开的货币政策吹风会,则详尽透露了央行的调控思路和底线。在会上,央行总的希望是均衡投放,特别是,“上半年进度的安排要留有余地”。

    由于CPI走势难以确定,这就使得定多大的盘子,变得扑朔迷离。这也是央行希望在上半年“留有余地”的重要原因。不过,在央行看来,在GDP增长8%,CPI增长4%的情况下,可以接受的贷款增速应该是12%到13%,并将根据GDP和CPI的消长情况,动态调整。

    而CPI上涨究竟是输入型的还是国内因素导致,也会影响政策走向。如果是前者,央行认为,“信贷增速有所加快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是后者,就“必须加大贷款的调控力度”。

    央行高层在会上直言,“行政性的规模控制远远不够,效果也不稳定”,而且“往往会催生要规模等问题”,“相当于摁下葫芦浮起瓢”。

    不过,商业银行更希望早点落袋为安,即投放要趁早,在没有确定规模之前多圈点地。

    按照1月上旬四大行新增贷款总量已经达到2400亿元推算,即便没有月末冲动,平稳投放,如果没有硬约束,有受访银行高层预计,仅四大行在1月的投放就可以轻松突破7000亿元。这意味着,整个行业的信贷投放将达到1.5万亿元左右。

    虽然大盘子尚未确定,但央行不会对各行的投放冲动坐视不理。数位知情人士透露,央行已经确定了差别准备金率计算参数,并要求各行据此约束自身的信贷投放。

    央行对主要商业银行表示,凡是被要求上缴差别准备金的金融机构,应及时调整自身的信贷投放。否则,央行就“可能会在存款准备金的利息上采取相应的差别政策”。

    在前述吹风会上,央行高层直言,原则上各行2011年新增贷款均要比上年有所回落。其中大型银行由于系统性重要的程度更高,新增贷款下降的幅度相应地也应更大一些。

    事实上,央行在2010年12月中旬就曾召集各行高管,结合即将推行的差别准备金政策,要求各行警惕年底年初的投放冲动。有央行高层在会上表示,“如果突击冲规模,会对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产生直接的影响”,“希望各行统筹安排,避免对今后的资产管理和利润造成负面影响”。

    新规预案

    “银行显然不会喜欢,但也并非无法接受。”有大行高层表示,差别准备金制度提高了调控执法的透明性,使得银行对货币当局的调控行为有更为明确的预期。

    至于效果,他认为,虽然大银行根本不会在乎提高一点存款准备金率带来的影响,却害怕“公然受罚面子难看”。所以会想方设法在“体制内博弈”,而不会搞得“太出格”。1月投放的最大不确定性在于其他银行是否“听招呼”。

    央行高层在前述吹风会上,向各家商业银行的高管详细解释了这一工具的要点所在。

    首先,是以社会融资总量和银行信贷这两项比值偏离其长期趋势值的程度,来表征整个宏观经济热度的状况,增强政策工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其次,在动态调整的取向确定之后,调整重点是具体金融机构对整体偏离度的影响。如果银行资本充足率达不到宏观审慎的要求,就需要缴纳一定的差别准备金。央行表示,这主要是考虑到在银行体系存在流动性过剩、信贷投放规模较大的形势下,单个金融机构在其中的表现和作用不同,而且是不断变化的,所以需要有差别性和针对性。

    再次,是动态缴纳会考虑不同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对于系统重要性较高的金融机构要给予较高的宏观审慎要求”。

    而金融机构的经营稳健状况也是重要的参照物之一。“对于资本充足率较低、资本质量较差、经营稳健型指标也较低的金融机构,需要缴存的差别准备金就更多。”

    央行认为,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有助于在经济形势或金融市场发生意外情况或突发逆转的时候,提供较为充足的损失吸收能力。央行寄望于系统重要性较高的银行及早达到宏观审慎的要求。

    数位受访银行高管透露,央行日前已明确了差别准备金率相关参数,并要求各行根据2010年三季度的资本状况,测算出今年的投放规模。目前各行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初步测算,并与央行对了表,双方的估算情况基本一致。

    接近央行的有关人士透露,央行目前根据四大行的系统重要性做出的排序为:工行、建行、农行和中行。

    其中一位高管认为,差别准备金率的推出,既是国际金融同业的大势所趋,也与银监会之前推行的宏观审慎监管不谋而合,被视为央行市场化调控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央行对具体机构进行规模调控的基本工具,但效果究竟如何,仍需拭目以待。

    “双头调控”

    在受访银行高管看来,央行和银监会谁将主导今年的信贷调控尚不明晰,双方如何分工合作亦将对商业银行的投放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2010年,银监会首次也被赋予了信贷投放的调控职能。知情人士称,这主要是因为有关方面认为,银监会在逆周期资本监管和微观风险监管方面,有更多的指标和手段,可以在特殊时期,有效调节商业银行的投放节奏和行为,效果更为可控。此举在保障均衡投放的同时,也有助于商业银行防范风险和稳健经营。而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通过政策信号来调节预期,效果有一定的滞后性,在商业银行分秒必争时,不足以立竿见影地遏制其投放冲动,这也是央行今年刻意创新调控工具的原因。

    银监会在投放狂潮中实施的一系列逆周期监管手段,对于银行业在快速扩张中守住风险底线,防范系统性风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银监会2011年将会有哪些新政,从而使得1月17日召开的银监会年度工作会议备受关注。

    接近监管当局的知情人士透露,银监会正在探讨调整不良贷款的监管思路,通过对贷款分类和迁徙率等指标的监控,敦促商业银行加强资产质量的管控。风险迁徙类指标衡量商业银行风险变化的程度,表示为资产质量从前期到本期变化的比率,属于动态指标。

    银监会成立之后,一个重要使命和目标就是实现不良贷款率和余额“双降”。当时整个银行业不良资产处于高位,具备“双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的加大,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反弹压力增大,所以监管部门提出了更为务实的“双控”目标。不过,由于最终经济形势得以企稳回升,银行整体的不良资产继续保持了“双降”的态势。

    目前,中国银行业整体不良率在低位运行。在持续创造了较高利润的前提下,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的提高也增厚了银行业的风险抵御能力。在这种前提下,监管当局的风险控制思路有望朝着更为精细化的方向调整。即关注银行的资产分类和迁徙情况,通过对迁徙率等指标的监控,实施“窗口指导”。

    不过,对于个别不良贷款水平依然比较高的机构,将继续要求其实现“双降”,对于更多的机构,则会重点关注分类的准确度和资产质量的细微变化。

    接近银监会的知情人士介绍,在投放结构上,今年或将出现一个变化,即从过去要求小企业贷款和“三农”贷款实现两个“不低于”(增速不低于平均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变为一个“不低于”,即贷款增速不低于平均贷款增速,而不再要求继续上规模。以防一些银行可能以此为借口,要求突破预设的规模,甚至导致总量失控。

    一位大型商业银行信贷负责人亦坦承,各家银行都不愿意就下一步小企业贷款的发展趋势做公开承诺。究其因,“如果总量大幅压缩,总不能把有限的资金都向小企业倾斜吧”?

    而就行业看,监管当局最为关注的风险点,依然是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相关贷款。经历了2010年的治理整顿,平台贷款的情况基本得以控制,但潜在的风险依然值得重点关注。

    有关人士介绍,目前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点有二:一是房地产调控形势下,土地收益和房地产相关价格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导致平台公司未来的经营收益和现金流,有不确定性;二是不少平台贷款并未充分确权,虽然名义上有土地作为担保,但并未落实到具体地块,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

    不过,面对货币与监管当局同时发力的局面,一位大行高管指出:“若干从紧的工具叠加使用,其效果如何,难以简单地衡量。用力过猛,恐怕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所以如何在综合运用多种调控手段的同时,趋利避害,对调控者亦是不小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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