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新年刚过去两周，央行再度重拳出击，自从去年1月12日至今的12个月内第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之达到了19%的超高水平，逼近该比率执行以来的最高水平。部分被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则要执行20%的标准。不过，笔者以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在中国已经越来越逼近理论极限，且收效甚差。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历史。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央行职能，当时就按存款性质规定法定准备金率，储蓄存款40%，企业存款20%，农村存款25%。到1985年，央行又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统一调整为10%，以给予银行系统更多的放贷空间。至今已经调整了38次，如今再次达到了接近20%的高水平。
由于当前货币信贷环境依然十分宽松，因此可以预期年内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0%以上已成必然，不排除达到23%以上的极高水平。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过高的准备金率会让银行运营变得困难，加上这两年信贷投放过大，如果广义货币增速不能跟上，那么银行调控也就存在“硬着陆”的风险。现今，银监会对银行存贷比的要求是不得超过75%，即贷款比存款不得高于75%，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理论上限是25%，否则银行将没有足够的存款支付贷款，进而制约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
近期，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银行没法开门”的言论，也反映出超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已让银行的整体经营发生变化。虽然广义货币一直保持着20%以上的快速增长，但银行存贷比的压力依然十分巨大，这就是存款准备金率持续提升的作用所致。问题的核心是，如果为了收紧货币流动性，而加大了银行经营风险，并且还控制不住信贷海量的格局，那这样的货币调控成本就十分高昂。货币当局不可不评估政策的成本和收益。
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数量型调控只能起到短期的效果，很难从根本上扭转海量货币的格局。现实也说明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并不好。过去一年中的六次上调，恰恰伴随的是新增贷款的飙升和广义货币的暴涨，带来的唯一效果是银行存贷比紧张，并未能达到调控的初始目标——遏制信贷飙升，控制流动性。
在存款准备金率负面效果已经开始显现，流动性泛滥格局难消之际，笔者以为，动用价格型手段应该提上日程。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是助涨过去两年信贷井喷的最主要原因。随着我国CPI的不断高企，负利率状况持续恶化，借贷成本过于低廉，进一步提升基准利率是未来货币政策的主要选择。不加息，就难以逆转通胀预期，更不能阻遏资产泡沫的继续膨胀。
时至今日，过去10年堆积起来的资产泡沫和可能出现的高通胀状况已经十分麻烦。而结束宽松货币政策，绝不是依赖数量型货币政策能够完成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才是宏观调控的最有效工具，笔者以为，不动用加息和升值等价格型政策，就不可能控制住通胀和泡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