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华财讯]温州个人海外直投试点经历短暂的纷扰之后告一段落，是为民间资本与政策监管的一场初次博弈。其间，各方诉求考量的激烈碰撞，为今后资本项目政策开放提供了参考样本。就此而言，温州试点“暂缓”结局同样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南方网刊登经济学博士马红漫的撰文指出，2011年1月7日，温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局在其官方网站高调公布《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由此，温州开全国之先河，成为第一个允许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城市。然而时隔不到半月后，温州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却因为未经主管部门批准，而在近日突然宣布将暂缓实施。
鉴于温州巨额民间资本在国内左冲右突放大了市场波动风险，同时这些资金又觊觎海外市场已久，官方对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放行符合市场逻辑，有助于让地下投机交易阳光化，同时也表明调控部门对资本项目管制渐次放松的政策取向。然而，政府对出海资本的管制过虑，却抑制了这一政策的执行进程，甚至导致全国首个直投试点的快速夭折。其中的启示在于，要想真正驯服民间资本这匹“野马”，监管部门需要尊重市场内在逻辑规律，而不是试图以行政力量去界定市场边界。
有关报道显示，监管部门叫停温州境外直投的原因就是担心出海资金无法监管。调控部门期望境外直投资金投资实业，但出海资金多数倾向于市场交易投资，鉴于两者间的巨大偏差，以及无法对出海资金投向监管，这才是温州试点被叫停的最终原因。
遗憾的是，历史经验表明，尽管市场自身选择不乏风险，但是市场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而这一能力是行政机构所不可能拥有的。如果调控部门试图通过鼓励境内资金海外直投来纾缓外汇占款压力，那么必须容忍市场自发的选择。鉴于行政部门根本不可能管制投资资金的“合理流向”，一旦以此作为政策考量的标准，则意味着境外直投只能关门了事。
刚刚过去的2010年，我国全年外贸总量逼近3万亿美元，外汇美元储备余额突破2.84万亿元，同比增长18.7%。显然，如何实现庞大外汇储备的保值、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已成为摆在相关部门眼前的一道现实难题。问题的关键是，既然要开放资金外流，就必须要尊重市场选择，而不是试图人为干预，这一点已经为温州资本的流动经验所印证。据保守估计，温州民间流动资金规模在6000亿元到8000亿元之间。2009年温州人均GDP超过3万元。在经历2009年山西煤改之后，温州资本全部撤出能源领域，并在海内外急切寻求新的投资领域。去年以来，包括辣椒、大蒜、棉花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皆有投机炒作的推波助澜，其中就不乏温州游资的身影。与此同时，温州资本对海外市场投资也一直兴趣极高。在加拿大、迪拜等国家和地区，温州人成为精明投资客的代表。为了让手中的资金顺利“出海”，温州人各显神通：或注册“壳”公司将钱汇到国外，或走地下钱庄暗度陈仓。虽然两种途径皆处于法律灰色地带，但海外创富的梦想让温州人把这些风险主观地淡化了。
不可否认，温州放开境外直投给一贯严厉的资本项目监管打开了一道缝隙。出于政策制定者的本意，在“堵不如疏”的监管理念下，借此将本就大规模存在的海外直投资金纳入到规范管理的渠道中来，以此实现挤出地下钱庄、掌控海外游资去向的政策目的。但遗憾的是，相关境外直投的政策限制存在先天不足，包括具有温州户籍、因私护照、只允许投资实业等条件限制，与温州商人逐利本性及商贸投资习惯不相吻合，这也注定了温州直投政策遇冷的宿命，个人申请境外投资项目者寥寥。可以说，即便行政部门没有对境外直投叫停，严格管制流向的特征已经注定在市场上遇冷。
笔者预判，从温州个案可观天下，境外直投的市场前景远不乐观。问题不仅仅在于资金投向一个方面，从全国而言，包括为贪官非法转移资产提供通道、投资资金海外监管困难等顾虑，让松绑个人海外直投的政策举步维艰。近年来，官员借投资移民非法转移资产、之后借机滞留海外的案件屡见不鲜。一旦个人海外直接投资合法化，也就同时为贪官外逃提供了更多捷径。此外，部分以实体投资之名出海后的资金，如果绕道楼市、股市等限制项目，监管部门是否会面临鞭长莫及的尴尬，也需要做出缜密的防范。
温州个人海外直投试点经历短暂的纷扰之后告一段落，是为民间资本与政策监管的一场初次博弈。其间，各方诉求考量的激烈碰撞，为今后资本项目政策开放提供了参考样本。就此而言，温州试点“暂缓”结局同样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