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局
在《行业历史随笔》的结尾第一篇，笔者无意中卖了个关子：“当年的'作坊’，犹如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中国的紧固件工业，将要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和发展。随后不久，国内这些作坊式的小紧固件厂将迎来意料之外的、跨越式发展的春天。”
实际上，萌芽于1958年的紧固件行业，其跨越式发展早在1958年之前就已经在酝酿和试探之中了，只是置身于“棋”中的我们浑然不觉而已。
1958年，大跃进的头一年。全国亿万人都投入了大办钢铁的狂潮，连农民、城镇居民都参与进来，几乎所有可称得上“工业”的企业，更是义不容辞。这家武汉最大的紧固件厂(当时的规模是300来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主力之一。抽出了几乎1/2的人力投入了“土高炉炼铁”、“地炉子炼铁”，甚至还干上了“转炉炼钢”。人们满怀豪情、忙碌地把上好的铁矿石、生铁块炼成了可供报捷却一无用处的成品。运动进行了大半年后，便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就在全民炼钢狂热开展之时，在北京有那么一小批人却已在谋划一盘以中国版图为棋盘的“棋”，那是事关中国工业发展的大棋。北京部里的一些人，一直非常清醒地知道，当时中国的工业最最需要的是打好基础，而不是什么跃进。作为工业的最基本元件，紧固件无疑是重要基础之一。
于是，这项打基础的工程不但没有被忘记，而且特别关照到了包括紧固件在内的若干基础件工业。他们像面对一盘决定存亡的决胜棋局一样，有条不紊、周密地(无疑，还必须排除各种干扰)布下了一颗颗“棋子”。为了中国紧固件行业的未来，他们一步一步地安排，一步一步地加以实施。这就是原第一机械部的有关部门的一些人(他们是敢于承担责任、有远见而智慧的人们，他们为我国工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遗憾的是笔者手头没有相关的背景故事资料，难以加以具体叙述)。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这盘“棋”。
早在1955-1956年，第一机械部就选中了地处东北沈阳的一家部属机械厂，引进了前苏联、东德的紧固件现代化设备，建起了中国第一家装备水平与当时世界水平相当的专业厂，这就是当年的沈阳螺钉厂。显然，这可说是布局开始的第一着“棋”，事后看来，这无疑是一个试点，也是一个示范，一个“根据地”。
沈阳螺钉厂没有辜负国家的重望，发展得颇为成功。紧接着，大约在1957年机械部就有了新的计划，并在1958年开始实施。该计划是在全国布点，再建十家类似于“沈螺”这样的现代化紧固件企业，以形成一个摆脱手工作坊状态的、现代化的中国紧固件行业架构。这是第二步，是重重的一步。
遴选工作是自上而下在“沙盘”上进行的，当被选中的企业得知消息时，完全是一种“天上掉了馅饼”的滋味。话又说回来，对这些类似作坊的地方当局、工厂领导者和技术人员而言，现代化的紧固件企业是啥样，有如天方夜潭，闻所未闻，被动接受“馅饼”也就行了。
武汉的这家小厂，幸运地成了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哈尔滨、北京、西安、重庆、上海等地，据说共计十家(可惜笔者手头没有完整的名单，无法全记)。在偌大的棋盘上，十颗分量不轻的棋子即将在东南西北落下。
棋局在慎密的思考中步步展开。选厂的同时，设备的订购也已在进行中，时间是1958年。设备选型、组成方案，都由机械部一手操办(笔者猜测，或许也有作为先行者的“沈螺”的参与)，资金则一律“国投”。有幸获选的地方当局和企业的任务，就是找地方新建或扩建厂房了。
武汉厂地处闹市，占地和可能的噪音两大因素，迫使其必须到郊区发展(其它一些地方也同样是以地方小厂为基础，情形大同小异)，因而便从此搬到了“乡下”。
1958年下半年，办钢铁刚刚收场不久，新的厂址还在研究、斟酌时，苏联的“大机器”(比之原来的机器，确实大了许多)就已陆续到达了，可见机械部办事效率之惊人。“大机器”无处可放，只好暂搁在街边。据估计(据悉，十家厂的配备基本相同)，此次全国布点总计投入的主要专业化装备约250台，其中，螺栓自动冷镦机约40台，自动切边机约30台，自动搓丝机约40台，螺母自动冷镦机约20台，自动攻丝机约120台。这些机器绝大部分从苏联进口，为1958年生产的新机，少量为国内专业设备厂仿造。可生产产品尺寸规格：螺栓类为M4—M16，螺母类为M6—M14，覆盖了国内需求用量最集中的规格段。在极短时间内，以与当时国际水平几乎相当的装备，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行业框架，实在不愧为一大手笔。
笔者揣测对建成投产是有明令期限的，因此，选址、建厂或寻找现成厂房、技术准备、人员培训等，都在总部的统一(自然还有地方主管部门参与)指挥之下，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武汉厂极为重视此千载难逢的机遇，把80%的技术力量(4名)投入到新厂的建设准备工作中。其中三位正是机械部属的专业院校刚毕业的，用全套苏联教材培养出来的科班生。为这些地方小厂分配科班学生，与让这些小厂成为规划布点之一，配合得如此及时，不也是周密的棋局中的一步吗？
这里还必须提及一件事，因为它体现了整个计划的周密、细致、切实。这些被布点的小厂对未来新装备、新技术的了解犹如一张白纸，一无所知。于是，一本叫做《冷镦工艺学》的启蒙教材便在1958年及时出版了!该书依苏联原书翻译而来，是一本涉及紧固件冷镦工艺、工模具、设备等内容，既全面又实用的专业书，也是当年和往后数十年间在国内能找到的唯一一本紧固件技术专著。当年行业技术人才的成长，实在有赖于它的指导，它几乎就是中国紧固件行业的“圣经”，如此及时地翻译、出版此书，真是功德无量。
二、“黄埔军校”
1958年底1959年初，寒冬之际，这些对现代化紧固件工业几乎一无所知、纯属一张白纸的小厂开始了技术培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紧固件工业的“黄埔军校”，就是沈阳螺钉厂。
的确，作为我国紧固件技术的发源地，应首推上海，它有着多年的技术积累和经验，但在当时，它毕竟是比较原始而简陋的。而真正与当时世界同等水平的，只有刚刚建立不到两年的沈阳螺钉厂。短短两年，他们已经掌握了最基本的现代化紧固件装备和工艺技术，足可担当“老师”之大任了。何况，即使国家舍得花钱，那些以手工作坊生产方式为主的小厂，也没有可能派得出人来去苏联进行培训啊。承担培训这些一无所知的“小兄弟”的重任，只能是“非君莫属”了。
于是，十厂的人员分批前往沈阳。时值隆冬，武汉厂派出了两批数十人，管理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与武汉厂同期前往的还有西安、重庆两厂(笔者不清楚其它厂安排在何时，但无疑，培训计划也是机械部统一安排的)。笔者是武汉厂的第二批成员之一，春节前启程，四月底结束，为期三个月。到达沈阳刚安顿好，即已到春节。此时的沈阳，一派银装，积雪盈尺。而作为“国企大哥”的沈阳厂则热情非凡，为这些前来取经的“小兄弟”们每人准备了一份节日小食品(花生、点心之类)，并与留厂过节的本厂职工一样享受节日会餐的优待。
武汉厂第二批人员十余人集中居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七、八张上下铺，拥挤而热闹。采取跟班式，即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训。宿舍距厂区三站地左右，无论白、中、夜班，都抄小路步行去工厂。作为技术人员的笔者，除了在相关技术部门跟班外，也被安排了对主要新设备的跟班学习操作(不仅仅“纸上谈兵”，会一点实际操作，对技术人员而言的确十分必要，这是经验之谈)。同所有职工一样，班中的一餐是在食堂打上带到厂里集中加热的。深夜，夹着饭盒，嘎吱嘎吱踏着深雪去上班，辛苦中还夹杂着一点点冒险的兴奋。
跟班学习操作，就是给师傅当下手，及时地递个板手啊什么的，师傅只是“身教”而几乎没有“言传”。这是中国用了几千年的教学办法，其实也还管用，我们的工人师傅们(武汉厂派来学艺的工人，都是抡铁锤的铁匠出身，没啥文化，可个个都是各工种的拔尖师傅，其实好多沈阳厂师傅的年纪比我们的师傅们要小许多，现在却老老实实地当起了小师傅的徒弟)，就这样，我们用了三个月便基本学会了那些洋机器的操作。
技术人员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收集技术资料，并且尽量消化它，以便回家就能马上承担独立设计的任务。沈阳厂的所有技术资料对我们完全开放，你要什么，就可以给什么，没有保密，没有保留，而且无偿，这就是当年国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也为机械部能以一厂为中心，轻松地将技术扩散到十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学到了技术，也难免学到陋习，对师傅亦步亦趋嘛。一位西安厂来培训的学徒，模仿师傅在机器开动中(从冲模滑座后退的空挡间)徒手凌空抢接镦成零件的“绝招”，结果却被冲去了拇指。武汉厂的一位师傅回厂后几年，似乎忘记了那前车之鉴，又遗憾地重演了同样的一幕。这类危险“绝招”生出的教训，到后来自然都演变成为严格的安全条款和习惯。而当时他们之所以如此，似乎是骤然面对复杂的洋机器的浑浑然以及对师傅的盲从，他们毕竟是铁匠出身啊。
对十厂的培训大致在1959年即告完成，粗略估计，数十名技术人员，数百名各类新设备的第一代操作者，像种子一般，就这样撒在了中国大地上，中国现代紧固件工业，将以此为基础，演变为茂密的森林。这些人，也由此成为行业的栋梁。回头看来，当年机械部(应当还有更高层的决策)对紧固件等基础件发展的谋划和行动，实在是做了一桩影响深远的工程，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精心、周密、远见、统筹、无畏，有如高手挥洒自如地下了一盘妙棋。
三、博采众长
种子一旦播下，成长就看天时地利人和了。从武汉厂的积极投入，可以推知其它厂的状况，无疑，一场迅速改变自身命运的奋斗，已经在各地展开。
在派出人员培训的同时，工厂新址选定、设备搬迁安装、产品确定、技术文件设计、原材料采购、工模具材料准备等等，真是千头万绪啊，都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
从第二批人员培训结束的5月份(1959年)起到当年年底，短短的7个月，武汉厂新旧百余台设备的拆、搬、开箱验收、安装以及投入生产或新设备调试就基本完成了。
武汉厂(也许还包括机械部和地方上级部门)对待此次扩建的方针是“新老结合，以老养新”。也就是，新的现代化装备已由国家买单，无偿配给了，那么剩下的事就得靠工厂自己。在那个高度计划的年代，令行禁止绝不会只停留在文件上，而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武汉厂的老设备、老产品被完全地保留了下来(当然也乘此机会进行一些改造，比如原来那种漫天飞舞的皮带，就由隐蔽而安全的装置所取代)，老产品继续生产，继续作为工厂维持运行的主要经济支撑，在新装备形成足够生产能力之后，这些老产品才逐步加以淘汰。
经过一年左右的适应期，到1960年下半年，由新装备制造的、闪烁着金属光泽、漂亮的“冷镦产品”产值已超过了老产品。作坊式小厂的干部、技术人员和出身铁匠的工人们尝到了“现代化”的甜头，原来手忙脚乱地一个班才能干出的活，新机器几十分钟就漂亮地干好了，而师傅们的工作就是按按电钮，上上料。以热镦+切削为主的工艺很快被冷镦为主取代，真有点“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感觉。但是随着产品品种的不断增加，技术基础薄弱的问题逐渐暴露，工厂明白，再次向外取经，是一条捷径。
于是目光不仅投向沈阳，还投向了“土生技术发源地”的上海。上海当时既有土生的技术，也有国家投入的洋装备，而且它从事紧固件制造的资历长、产品品种又多，自然有“经”可取。武汉厂每每遇到问题，便会上沈阳、上海走一遭。好在，都无保守、保密问题，一纸介绍信即可畅通无阻，什么地方都可以看，什么资料都可以提供(至多收点晒图纸钱)，这还真是“计划经济”的好处啊。
洋设备遇到问题了，上沈阳，甚至请师傅上门。螺母冷成型机太复杂，武汉厂的学徒搞不定了。沈阳的师傅一到，便迎刃而解。而在上海，则可以学到好多独具创意的大小窍门，十分实用。
武汉厂在上海取得的让人印象深刻的“真经”不少，如：一种用圆钢压成六角钢，而后切断再分序镦制单倒角螺母的工艺；一种用双击冷镦机制造半空心铆钉而不必另行钻孔的技术；一种用普通冲床连续热镦不产生飞边的螺母的工艺；一种同时碾压螺柱两端不同螺纹的技术；以及高效、简易的专用切削加工机床等等。
有一个与洋设备有关的故事，值得一提。60年代，在我国与苏联交恶之后，国内有一种讥讽的说法，即苏联设备的特点是“傻、大、黑、粗”，说它们笨重，是“傻大个儿”。实际上，这些可能其貌不扬的家伙，非常“皮实”，不但好用，而且耐用。包括武汉厂在内的好多厂的苏联设备，一直到本世纪，历40多年，还可以继续使用，你能说这样的东西不好？!很好嘛。
有了工厂上下一心急于有所成就的积极性，加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全国一盘棋”)如此好的外部支持，外部实用且无偿的经验，武汉厂同其它几个国家扶植的企业一样，只在两三年间，就脱胎换骨成为在当地，也在国内有影响的专业企业。大约在1960年夏天吧，武汉厂的现代化装备都已轰轰隆隆地全面开动。
于是成为各级首长视察武汉时的看点之一，一位中央常委级的老首长也光临了该厂，可见其知名度之大。至此，机械部构建紧固件专业企业骨干网的构想实现了。正是从这个骨干网，生枝发叶，长成了作为如今庞大行业基础的国营紧固件行业。当时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即将来临。这个刚刚建立的行业构架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