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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不休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有了首个一揽子客观衡量指标。
2月19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巴黎达成共识，宣布用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等指标度量成员国国内经济平衡问题，并同时监控“由贸易余额与投资收入净流动和转移组成的外部失衡”。
之所以从内外两部分来度量全球失衡，是因为“内部经济失衡的溢出效应往往会导致外部经济失衡，管好国内经济政策，才能更好防范外部失衡”。加拿大G20研究中心、多伦多大学的世界经济研究者萨拉·埃利丝(Sarah Ellis)对《财经》记者说。
但缠绕着失衡问题的争议声不会很快散去。巴黎的会议充满了分歧，G20最终没有把利率、汇率等手段纳入一揽子指标中，仅表示将“酌情考虑汇率、财政、货币和其他政策”。
此外，巴黎达成的共识也只是在技术化应对失衡问题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各经济体接下来将为上述经济指标制定“指示性方针”。
指标详解
在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问题上，世界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仅有的一个地区标准是欧盟的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不得超过3%，公共债务的GDP占比上限则是60%。但是金融危机打击下，不少欧盟国家超出这两条警戒线。
萨拉·埃利丝预测，G20的财政赤字指标可能在3%－5%间寻求一个中间数，这样的指标设定“有助于制约扩张性财政政策，并规避后续风险”。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的预测则为5%。
就公共债务标准而言，G20恐怕难以简单照抄欧盟的标准。目前美国、英国公共债务的GDP占比都接近100%，而日本的这个数字已超过200%。谢国忠认为，公共债务上限应该不能超过本国GDP的100%。
将私人部门债务和私人储蓄率列入一揽子指标，主要是因为欧美等经济体在这两方面的糟糕表现已经极大地拖累了其经济复苏。在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贷款欲望依然不足，内需也难以提振。当爱尔兰等国政府因银行坏账介入时，私人债务又变成由政府担保的公共债务，如果政府对所担保的私人债务进行偿付，将会加剧财政赤字。
就未来的私人储蓄率标准而言，谢国忠认为，“发达国家私人储蓄率应该不高于其GDP的5%，而发展中国家，因为投资、发展的需要，私人储蓄率占GDP的20%都不算高。”
此外，针对由贸易账户、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等三个项目来衡量外部平衡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茂荣对《财经》记者表示，拆成三项，要求每一项都能维持平衡，能更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比如，日本较大的贸易顺差并非主要来自出口，而是主要来自对外投资收益。
就贸易余额的GDP占比标准而言，谢国忠表示，小经济体的上限设在10%，大经济体设在5%比较合适。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指标如何精确化，依据现有共识，这些指标也都只是“非约束性的”，只在协调各国经济政策、降低全球失衡水平上起指导性作用。但一揽子衡量指标的出台，还是会给G20所有成员国带去调整压力。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将推动中国调整自身经济结构的步伐。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分析说，“中国贸易顺差较大，国内私人储蓄率被普遍视为过高，外部要求中国调整的压力较大。而现在调整的路数就是激励国内消费扩大以降低储蓄率，扩大进口以降低贸易顺差。”
谢国忠表示，“中国经济结构要做调整，总的来说要鼓励消费，当前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调低个人所得税，二是房价要降下来，否则打压中产阶级的消费。消费一旦拉动起来，中国就不会被动。”
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而言，遵循标准也非易事。这些国家普遍面对宏观经济不景气、内需乏力、投资不振的窘境，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等指标目前都难称健康，届时难免越过标准警戒线。而一旦动手紧缩财政，削减开支，则又可能会陷入国内政治困境。去年10月间，法国推出了延长退休年龄等一系列紧缩政策，立刻就在国内引发了200多万人参加的大罢工。
“发达国家的主要困难在于调整其寅吃卯粮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消费模式，这种调整会降低民众眼前福利。”梅新育评价说，“在西式民主政治下，反对党会充分利用民众的短视和自私心态在政治上掣肘。”
他继而表示，一旦发达国家紧缩过度，又会冲击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给全球经济平衡带去不利影响。
汇率、货币博弈
“一揽子衡量指标取得共识的过程不易，各方存在一定利益冲突，但最终达成妥协，一定程度上显示了20国对国际经济合作的认同。” 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坦言。
汇率是此次争锋的焦点之一。中国明确反对将其列入一揽子失衡指标。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表示，中国认为使用实际汇率作为衡量贸易失衡的指标并不恰当，新兴市场为了应付金融危机和经济突发动荡，有必要做适当储备。中国的诉求客观上也契合美国的愿望，美联储一意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元大幅贬值，饱受各国诟病。巴黎会后公告最后的表述是“酌情”考虑汇率问题。
《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G20官员的话说，根据这种措辞，法国可以说汇率是一个指标，中国则可以说其实不是。
不过，谢国忠表示，不排除汇率在未来成为衡量指标的可能，但这有待各国认识的调整。他强调，失衡指标建立在所有国家的一致同意之上。
货币政策此次也被排除在了失衡指标之外，仅被会议公告“酌情考虑”。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国，法国似乎想用一个独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来应对这个问题。
法国总统萨科齐呼吁：建立非单一资产作为储备资产，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吸纳人民币进入其中。
“萨科齐的改革设想绕开了国际货币体系里的特里芬难题(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充当国际货币，一方面必然要通过国际收支逆差，满足货币需求，这导致该货币贬值；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又要求币值稳定，不能持续逆差。——编者注)，使得这一想法成为可行。”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经》记者说。
改革的最理想途径是建立超主权货币，但这不太现实，“一个可行办法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在由欧元、美元、日元、英镑四种货币组成的SDR货币篮中引入更多新兴经济体的货币。” 曹远征分析说，“扩大SDR虽然是不太完善的改革，但这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启动。”
梅新育认为，人民币纳入SDR只是时间问题，其速度取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度的速度。
但谢国忠则认为：“SDR不是真实可以操作的货币，而是虚拟货币，因此这一建议不可行。” 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则对媒体表示，人民币作为新兴经济国家还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加入SDR史无前例，需要制定专门规则，这将是个渐进的过程，很难给出时间表。
目前，萨科齐正在筹划多场汇率研讨会，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记者从法国驻华大使馆了解到，法国考虑于今年3月底在中国举办第一场相关讨论。
中国经济政策(伦敦)研究中心、第一中国投资的首席经济学家泰勒(Michael Taylor)对《财经》记者说，萨科齐之所以重视并寻求中国的支持，是因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已非往日可比。中国拥有大量外汇储备，有实力和底牌在汇率问题上为维护自身利益做出自主决定，而不会被任何国家意见左右。（来源：财经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