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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网报道 由法国主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提供会议服务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非正式和学术性研讨会于近日在南京召开，针对会上欧美对人民币纳入SDR种种意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中国汇率改革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要渐进推进，量力而行。中国当前需要做的还是要结合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条件来加快结构调整。
孙立坚表示，欧洲是美国引发金融危机的重灾国，法国总统又是今年G20的轮值主席，现在他们有强烈的愿望去改变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今天国际贸易结算中的6成货币单位是以美元来结算，全球储备资产也有6成是以美元资产构成的。美元的强势让脆弱的欧元体制喘不过气来。目前的现状是，中国作为世界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也是美国机构发行固定收益证券的主要买家之一。所以，我们的存量资产随时会受到美国利益至上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和美国财政部救市计划的深度影响，争取货币的主导权在危机之后变得更加鲜明起来。
美国政府为了维护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地位和国际经济事务决策上的“一票否决权”，它需要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中国的财力支持和抑制中国竞争力在世界舞台上的渗透。美国积极争取让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提升地位(实际上让中国负起大国责任！)的同时，强烈要求中国放弃以汇率和其他“金融”要素市场的价格及其相关“缺乏竞争力的要素市场”的“保护手段”，以此削弱中国产业对外的价格竞争力。
孙立坚分析说，以SDR作为这场利益较量的切入点比较直观，比起其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又相对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可能事后结果并非如此)。即使对最敏感的美国，也觉得SDR的体制改革比起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对美国造成的负面影响还是有限的、可控的。欧美对中国在SDR份额上的提高似乎达成了共识，但是也同时对中国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帐户开放的要求。虽然SDR体制在历史上曾经每有这样的严格要求，但是今天SDR的变革似乎在引导它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货币”——它除了要发挥“储备资产”功能外，还要求作为“一般等价物”所需要的“记账功能”(自由变化的定价功能)和促进全球贸易与投资的“结算功能”，否则，仅仅SDR仅仅是“储备资产”功能，那么就没有必要向中国设定进场的先决条件，但现在欧美决策层却要求中国人民币“不要拖SDR的后腿”。这如果不是在“混淆概念”，那就是“别有用心”。
孙立坚建议，中国汇率改革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不可能因为中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愿望而不顾国内现有经济结构的承受能力来大力推行，也不可能像欧美学者所建议的那种“倒逼机制”来推动中国结构调整的加速。因为要素市场的改革对实体经济有很大的冲击力！日本当年大企业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被倒逼出了国内市场，推动了他们产业的国际化，而中国现在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汇率升值、能源价格的国际接轨等，今天也有不少产业资本已经转向了投资楼市的金融资本(不单单局限于民营资本)，造成了我们产业的空心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比当年日本产业国际化(虽然那时日本国内产业也出现了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的鲜明特征)的问题更严重，至少人家的产业竞争力今天并没有因为当年要素价格的剧烈变动而被抹杀。所以，中国当前需要做的还是要结合中国发展阶段的内在条件来加快结构调整，还是要让中国的民众富裕起来以提高他们“抗衡”来自要素市场价格变动对他们财富和就业机会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的能力”。为此，任何西方“有条件”的对中国提升世界影响的赞誉之词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建议”，我们都要三思而行！切勿盲目自信，迷失了方向——“破旧立新”不等于选择“无家可归”！如果我们急于去打“破”自己擅长的、传统的产业竞争力，而我们不擅长的、暂时条件不具备的新东西又没有及时“立”起来，那么，在一个看不到改革绩效(经济增长)的环境下来推动我们理念上认为完美无缺的结构调整是不可持续的：东欧90年代初的激进式改革和日本泡沫经济后的“大爆炸改革”都是因为在没有增长的环境下去推进，所以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名词解释：
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既“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69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也叫“纸黄金”。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用以弥补成员国官方储备不足。当成员国国际收支发生逆差时，可以通过出售特别提款权来偿付收支逆差或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它还可以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由于它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货币，所以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SD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