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在外汇储备高企、人民币国际化肩负众望、通胀压力高涨的背景下，关于上述议题的任何讨论都会引发学界的热议。
近日，中投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关于期待“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表态见诸媒体，再度引发了各路观点的激荡。
事实上，官方对此的表态有迹可寻。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这也间接明确了此项工作推进的时间表。
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也表示，在未来的五年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会有比较大的进展。
然而，目前业内存在的争议是，资本项目开放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及其具体的实施路径。
资本开放VS利率市场化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0447亿美元，达到全球外储的三分之一，高居世界第一。
昨天公布的海关数据则显示，4月份，我国出口1556.9亿美元，刷新了去年12月创下的1541.2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当月贸易顺差114.3亿美元。
鉴于多年顺差的累积等原因，我国外汇储备加速增长，从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到2009年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再到2011年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五年连上三个台阶。
央行行长周小川此前即坦言，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我国需要的合理水平。
规模激增的外汇储备给央行造成很大的对冲压力，同时也带来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问题。
业界、学界为此不断献计献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甚至畅想把“外储管理权转移到财政系统”。不过，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加速人民币自由兑换，在目前的语境下，也就是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
我国1996年12月份宣布接受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而资本项目一直处于管制状态。
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资本项目分为七大类40项。其中，我国目前可兑换的有5项，基本可兑换有8项，部分可兑换的为17项，完全不可兑换为10项。也就是说，我国75%以上的资本项目都处于部分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以上的程度。
谢平则认为，中国已具备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四大条件——宏观经济稳定，完善的金融监管，较充足的外汇储备，金融机构稳健，而那些已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如俄罗斯、巴西、波兰等在宣布可兑换时，或者现在，主要条件都不如中国。
在上述观点得到学界和业界认同的同时，谢平的有些观点也存在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资本项目可兑换与利率市场化孰先孰后，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问题。
在谢平看来，资本项目可兑换并非一定要建立在利率市场化前提下，“利率先维持现体制，看资本项目可兑换后有什么变化，再研究对策，实际情况也许没这么复杂，而且国内可对利率采取灵活的管制措施和市场调控手段”。
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在资本项目开放之前，需要解决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问题。这两个资本价格不理顺，一旦放弃资本管制，很难避免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直接冲击经济与金融的稳定。
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孰为基础的问题上，谢平的观点和瑞穗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的观点也有出入。
谢平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现在试图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限制的同时，又推进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两全其美”的路走不下去。
而沈建光则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有助于资本项目开放，比如小QFII开放可促进离岸市场人民币回流，而扩大非境内居民的境内投资，也将促进资本账户自由化。
胡晓炼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则表示：“从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看，一方面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我们既定的目标，要继续推进；另一方面，我们相信市场对人民币跨境业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所以两者又有互相促进的关系。”
时间表畅想
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间表，胡晓炼曾表示，现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五年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会有比较大的进展。”
但胡晓炼同时强调，具体哪一天完全实现可兑换，还是取决于条件，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定的具体的时间。
谢平则疾呼，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新制度变量，就像当年汇率并轨和加入WTO一样，对今后10年中国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会起到历史性作用。
“我很希望本届政府能完成这项改革。”谢平说。
黄益平也表示，今后三年，可能是中国资本项目管制改革的黄金窗口期。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部署今年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工作重点和任务时，即提及“深化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在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防范跨境资金异常流动风险的同时，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另据报道，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超近日也表态称，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状况落后于市场经济主体需求，当前应抓住现在国际国内相对比较有利的环境和时机，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研究和推动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
然而，依然有观点表达了对“硬币的两面”的担忧。
新华社近日播发的一篇文章中即指出，开放资本项目是把“双刃剑”，既可引入资金促进经济，也可以招引外来资金冲击和内部资金大量外流。从过去几十年，南美、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发现，国际金融资本利用这些国家资本账户过快开放而冲击其金融市场所造成的恶果直至今日仍未彻底消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