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内各省区市上半年经济“成绩单”悉数出炉，有九成省区市GDP增速同比回落，一些热点地区减速尤为明显。
增速“普降”之下，存在哪些地区差异？区域经济走势如何判断？地方“GDP冲动”能否得到抑制？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权威部门及人士。
区域经济：“利多”还是“利淡”？
梳理31个省区市的经济“半年报”可见，除新疆、西藏、贵州外，28个省区市上半年的地方生产总值同比出现下降，降幅从0.7%到9%不等。其中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降温”明显，中西部地区降幅相对较小。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认为，“经济增速的回落，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我们是有意'压’着经济增速往前走。”业内人士认为，增速的回落，说明国家适度从紧的调控政策取得预期成效。
比如，去年上半年海南曾以19.4%的增速领跑全国，但今年上半年则降至10.4%，落至全国中游；增幅大跌9个百分点，列各地之首。专家指出，作为海南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在调控之下大幅遇冷，是导致经济整体回落的重要原因。
山东省滨州市欣盈纺织公司负责人梅建勋告诉记者，由于国家在电力、信贷、环保等各方面的政策都在收紧，想上新项目已经很难，从今年4月以来每月亏5万元左右，形势较去年同期更为严峻。上半年，山东经济增速回落2.5个百分点。
不过，部分地区的降温也有“主动因素”，其增速放缓折射出地方在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的积极姿态。比如，上海上半年分别实现地方生产总值9164.1亿元，同比增长8.4%，增幅较去年下降4.3%。在具体经济指标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下降5.8%，全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比一季度回落2.9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幅回落3个百分点。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肖林说，一些经济指标回落，除筹办世博会等导致去年基数较高原因外，还有主观调整的因素。比如，近年来上海每年淘汰六七百个落后产能项目，涉及工业产值两三百亿元；每年对外转移的工业投资也超过100亿元。自2008年以来，上海经济增速已连续三年保持在10%以内。
区域差别：全力“保增幅”，加紧“调结构”
下半年经济增速如何变化？部分地区“高歌猛劲”的势头暂时遏制后，“保增幅”心态是否会反而愈演愈烈？一些告别“高增长”的地区能否进一步打开“调结构”的空间？
记者采访发现，许多地区增速放缓的同时，传统发展方式的惯性依然突出，值得警惕。
“投资依赖”的增长态势突出。内地某省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出现小幅回落。而省政府和省内各地市则已签订责任状，规定省长和10多个地级市的市长今年将共同完成“十大产业”900多亿元的投资额。该省发改委的人士直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没有投资就没有GDP和财政收入。”
“三高”行业“逆势”活跃。环保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高耗能行业增速呈上升趋势，1－4月氨氮和氮氧化物两项新增污染物减排形势不容乐观。相关数据还显示，云南、江西、福建、内蒙古、重庆和青海这六个省区市上半年经济增速出现0.7%－2.1%的降幅，但其建材、冶金、化工、有色四大高耗能行业的用电量增长却均在15%以上，最高的云南高达26%。
“伪新兴”产业苗头显露。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今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迎来新一轮高潮，各地投资增幅趋于高位，但许多地方并没有在技术上取得实际突破，引进和发展的仍是较为落后的产业环节，这将反而加大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
虽然中央确定今年的增长目标是8%，但大多数地区的目标都是两位数，有近十个省区市更是提出未来5年“总量翻番”。经济学家胡鞍钢指出，有的地方负责人在北京开会讲的是“北京话”即“科学发展”，回到地方讲的却是“本地话”即“加快发展”。
然而，一些较早进入转型发展期的省市，面对增速降低却相对“淡定”，其在产业结构方面的持续推进值得期待。
“上半年8.4%的增幅，还是高于预期的。”肖林说，“上海接下来重点要在产业结构、城市功能、服务水平等方面不断提升。”
再如，北京上半年以8%的增长率“敬陪末座”。不过，北京市统计局局长苏辉说，虽然GDP减速，但全市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提高。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的信息、商务、科技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3%、15.6%和10.9%。
放慢GDP脚步，追求GDP质量
面对多个地区的集体“减速”，经济界人士抱以同样的期待：不管速度是快是慢，都要更加注重发展的持续和成果的共享，更加注重提升GDP质量。
“我并不太懂GDP、增长速度这些东西。我最关心的是，经济发展能给百姓生活带来些什么？”从甘肃平凉来东部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季宝良说。
“现在面临的不是增长速度高低的问题，而是需要什么样的增长？”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如是说。
“宁愿损失一点GDP，也要为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创造空间。”肖林这么认为。
上述理念在部分地区已成共识。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说，我国经济发展应当降低自然、生产、社会等各项成本，追求少用资源、少牺牲环境的“品质好的GDP”。
与此同时，还要加快实现公众切身的“增长感”。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收入增幅7年内超过1倍。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等专家认为，日本的计划之所以成功，不仅是涨工资，还有相配套的就业体制、收入分配及社会保障体制等相关民生制度的跟进。
尤其关键的是，要加快改革创新，淡化对地方政府GDP总量、速度等指标的考核，突出经济发展质量以及居民收入增长率、就业率、社会保障水平等民生指标的权重。(新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