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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报道 不论对与错，不论有没有任何目的，标准普尔公司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海啸”给了世人对评级机构一次不一样的认识。
这种认识在此次“标普”事件之前还能为各国政府所容忍，虽然以前也有国家站出来抵制或反对过类似评级，但这一次，显然容忍不过去了。
首先，这次触及的是全球利益最大的美国，并且使全球范围内相关联的国家、企业、个人为此受损，在某种程度而言，标普“犯了众怒”。因此，标普受到各方的压力也就不奇怪了。
在欧债危机伊始，评级机构的各类评级下调就已经惹恼了欧元区各国。此次加上美国这个头号经济体及因此而受损的众多利益相关者，“标普事件”无疑也将评级机构及未来评级机构的命运推上了风口浪尖。目前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各方反击已然开始。
新华社8月11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正依据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即《多德—弗兰克法案》，评估一份517页的方案，意在改善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这份方案早在今年5月即已拟定。按照该方案，一旦评级机构在评定信用级别的方法和程序中出现“重大失误”，需要在网站上予以公开。
按路透社说法，评估这一全新方案与这次美国信用降级没有直接联系，主要缘于全球三大评级机构标普、穆迪和惠誉在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表现。
然而现实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一方面，市场化的过程中已经逐步形成了评级机构存在的必须性、必要性。如同需要财务审计一样，评级也成为各类重大项目、信贷所需的必要手续之一。另一方面，评级机构所采用的评级模型各不相同，并没有一个全球统一认可或行业规则的模型理论基础，因此评级结果也差别各异。所以在市场化手段方面，目前无论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没有能力来全盘否定评级的结果。正如此次美国上至总统，下至财政部及各方的置疑、抗议与批评一样，无论你怎么说，并不能改变评级机构的结果。
正如标普8日向美国证交会递交的一份长达84页的信件中所质疑的一样，标普方面质疑全新方案中的“公开重大失误”条款。标普方面认为，如果这一方案获得通过，美国政府有可能向评级机构施加过多影响。另外，标普提出“重大失误”的范畴由谁界定？
8月13日，《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SEC将详细审查标普在下调美国长期政府债务评级时使用的数学模型。该报道还提到，对上述数学模型的审查是SEC检查部门对标普进行大范围审查的内容之一。消息人士还称，SEC检查部门还将审查标普哪些员工提前知道此次下调评级的信息。
对数学模型的审查或许还称得上正常，但对员工的审查则明显地带有针对性。问题在于数学模型的对错难道会有结果吗？如果有的话，顶多是选择的参数与计算方式不够妥当完善，难道还能冠上“违法”的帽子？在笔者看来，这应该不太可能。正如新华社8月11日的这篇报道所称，一旦评级机构在评定信用级别的方法和程序中出现“重大失误”，需要在网站上予以公开。这也就意味着，即使最终美国证交会认定标普的数学模型有问题，不够公正客观，也不过是标普在自已网站上公布有所谓的“重大失误”。
截至目前，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标普对这一方案的质疑；另一方面，每家评级机构所采用的数学模型或者参数选择都不尽相同，也没有一个全球或美国范围内的所谓的数学模型的理论做参考标准。因此，这种审查或许最后只不过是因“标普事件”产生的后果的一种追根问底，结果是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令政府有点手足无措的事情。
尽管如此，标普并非就能“安身”，美盛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比尔·米勒11日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中直言，标普下调美国主权债务评级是一个草率、错误而又危险的举动。米勒在文中批评标普下调美国评级的时机选择“糟糕透顶”，米勒甚至提议美国国会在那几家“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促成或引发下一场金融危机之前，终结它们的寡头垄断。
米勒在前述文章中写道：“当然，我们应该让标普、穆迪和惠誉继续就信誉发表意见。但应该让他们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发表意见，而不是凭借获得法律认可、实际上不受监督或不计后果的寡头垄断地位”。
在笔者看来，这种终结寡头垄断地位的建言才是评级公司命运的咽喉。从当前形势的发展来看，评级公司想一如既往地保持原有垄断地位的现实有可能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或许正是评级机构命运改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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