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出口行业历经倒闭潮已开始筑底，但横在面前的仍有汇率、利率、产业政策调整等多重压力，外贸在变与难变之间形势严峻
严峻，继续成为今年中国外贸形势的主题词。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1月14日表示，2012年外贸增长目标初定10%左右，而2011年的这一数字是22.5%，预期增速不到去年的一半。
“考虑到通货膨胀上升、人民币升值两大因素对2011年数据的放大作用，2012的预期目标何止是'严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显然认为情况更严重。
2011年进出口增速“前高后低”，12月增速放缓达到峰值，进出口双双创下两年来新低，该趋势令去年外贸顺差进一步缩窄为1551.4亿美元。这已是中国贸易顺差连续三年下降，顺差额是2006年以来的最低值，而根据多家研究机构预测，2012年贸易顺差将继续下降。
美银美林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1月13日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2012年的出口与相关税收政策的关系较大，进口则与国内投资相关，这两项目前都难有定论。
而在微观的企业或行业层面，以加工制造业为核心的出口行业下行趋势早已确立，并将进入“自救”的第二个阶段。东莞市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陈祥佑1月14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2008年到现在，外部需求不振，内需远在天边，怎样自救，前路茫茫。”
劳密产业喘息初定
东莞素有“世界玩具之城”之称，玩具是其八大支柱产业之一。来自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资料显示，中国生产了全球75%的玩具，广东生产了中国70%的玩具，东莞又生产了广东60%的玩具。
而2008年起，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东莞玩具厂商大批倒闭。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在册的外资玩具企业仅有不到500家。而陈祥佑认为目前东莞年产值过亿元的成规模玩具企业(包括内外资)总数应不超过350家。
“不过，到2011年年中玩具企业倒闭已少有听闻。”陈祥佑说，表明至欧债危机爆发，东莞玩具企业已通过关闭工厂等内部调整方式熬了过来，尽管结局悲惨，但硕果犹存，在国内市场的霸主地位和在欧美市场的销售能力“仍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利润水平”。
现在，对于玩具、礼品、鞋帽、箱包等东莞的加工制造业企业，订单下降很大，但还能维持开工和利润。只是，长期订单锐减，“一些玩具领头企业的订单数只有2007年底时的不足一半”；短期订单则常常“来得晚、去得快”。一些玩具企业因以短期订单为主，2010年以来的四季度基本是减员停产状态。
有意思的是，在东莞的厚街、虎门等玩具主力镇，2011年年中开始，有很多新的玩具厂注册开张。《财经国家周刊》深入采访后发现，这些新设立的玩具厂常常以数十个老乡或以前玩具厂同事为骨干组成，租用或购买少数设备即开工生产。因其规模更小，故乐于接受短期订单，一片红火的局面。对此，东莞市经信局副局长梁经昌认为，这种现象在礼品、鞋帽、箱包乃至小型机电设备等行业中早已出现，因解决了就业，且对地方财税有所贡献，政府也乐见其成。至于其未来发展空间暂难判断，“他们现在接单都是通过大厂而不是直接面对欧美客户，能走多远是个问题。”按照陆挺的分析，这种大而化小的产业集群现象，还是在向中国加工制造业的传统优势——劳动力低成本寻找空间，可持续性的确不乐观。
多重压力
对于这些以外贸为唯一导向的加工制造业企业，工人工资目前尚有缓冲余地。汇率和利率的成本压力则在2012年变得更加切实。
“近来人民币连续贬值或对出口有短期支撑效果，但长远看政策上还需组合拳。”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微博)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2012年，人民币汇率及相伴随的贸易保护的问题，料将比2011年更加严峻，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要更综合来考虑。
在东莞，大部分出口型加工制造业以美元和港币结算，工资、房租、水电等成本开支花的却是人民币。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5.1%，再加上通胀的放大，这些企业的竞争优势被极大削弱。
东莞市鹏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热转印机械的大型公司，堪称东莞行业标杆。其总经理助理陈仁丽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公司主要生产原料需从日本进口，2011年因美元结算导致这一块的成本支出上涨了23%；同时因欧洲市场不振，这部分成本无法向外转移。
同属机电设备出口的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国际贸易处处长王东明表示，与日韩等机电设备出口竞争对手相比，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价格受到汇率的极大影响。“韩国为了加强出口主动让韩元贬值，产品价格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建议中央政府在和美国进行汇率谈判时要争一争、扛一扛。”
与汇率相伴的各项国内政策也对这类出口企业形成了制约。以大型机电设备为例，其合同周期一般长达3-4年，无法现汇结算，必须进行套期保值操作来规避汇率风险。“但国内银行在现行货币政策下这方面的手段、服务能力都很有限。”王东明表示。
陈仁丽则表示，2008年以来他们进行的主要是现汇结算，但国内一直是要求外汇强制结售汇，央行下拨到东莞的额度又有限，企业在外汇结算环节的磕磕绊绊，直接导致了无法小视的损失。
“现在最迫切的是银行能放钱出来。”陈祥佑和陈仁丽认为，这一点对于加工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尤为重要。
在陈祥佑看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对企业而言一直呈现恶化趋势的，并不是外部市场，而是贸易融资。“先是欧美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不再为出口企业开具保函或信用证，接着是国内银行也不再对出口企业进行贸易融资，到2011年，针对加工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不管你既往的信用记录如何，生产信贷几乎全面停止了。”
产业政策何为
摆在梁经昌案头、来自企业或行业协会的此类申诉，已经无法计数。概括起来，还涉及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等。梁经昌向本刊记者表示，“这些政策的调整，决定权还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能尽力、反复向上反映，作为空间有限。”
但在王东明和陈仁丽看来，地方政府的作为空间很大，集中在产业政策的调整方面，特别是东莞这样已经掌握了某些行业全球话语权的地区。
东莞有出口加工型的机电设备制造商超1500家。这些企业目前的市场已经从欧美转向中东、印度等新兴市场。在这些市场，他们遇到的对手不仅有日本、韩国企业，甚至还有来自东莞本地的同行企业。
“在竞标中，如果我们输给了日本、韩国企业，我们基本上心服口服，因为人家的产品质量加软件服务，有时确实优于我们。但问题是，我们常常输给了东莞或珠三角企业，对手的杀手锏就是背后掺沙子，在价格上搞恶性竞争。”陈仁丽对此很不解。
王东明在专业锅炉出口市场上也碰到类似情况。“在招标阶段有些同行就进入了，但他不报价、只观战。等同行已经完成报价快要签订合同了，他背后捅你一刀，折价5%和你竞争，结果可想而知。”“如此恶性竞争，产品或工程质量难以保证，其结果往往是毁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和名誉。”
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作为的空间是，王东明建议“对走出去的外贸企业通过国内法或行业协会章程有所约束，而不是对这种恶性竞争不闻不问。”陈祥佑则告诉本刊记者，东莞市玩具协会在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后，事实上已经通过行业协会章程对这种恶性竞争局面有所规制，“不是不可为”。
不过，有关部门似乎并没意识到这样的产业政策调整空间。王军分析认为，去年中国24.9%的进口增长，主要用于扩大本已热络的投资，比如装备制造业、机电制造业。“这种状况导致的产能过剩将非常明显，过剩的产能难免恶性竞争。”
本应致力于行业利益的各行业协会，也在国内产业政策制定方面缺位严重。
代言地方经济的梁经昌则认为，迫在眉睫的是，“国家对几大行业的出口退税政策，在2012年能否保持基本稳定？”
(财经国家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