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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前景广阔，然而同时也陷阱密布。
2004年以来中国共有14家企业在海外发生巨额亏损，14个项目累计亏损达950.5亿元——这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前驻伊朗、阿联酋、荷兰大使华黎明在首届外交官经济论坛上给出的数据。
“近千亿亏损让人触目惊心，实际上这还是冰山的一角，中国对外投资真实存在的风险要比现在已经暴露的大得多。”华黎明说，过去两年半，中国对外投资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而且预计在今后5-10年间，将会有一半的投资被沉没。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院长万猛也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中，70%都处于亏损状态。
就在春节前几天召开的第五届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年会上，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副总经理李筱英透露，就她知道的数据是，中国对外投资企业30%有收益，70%还在过程中，形势很严峻。
国企的困惑
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企业的进一步成熟壮大，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是必然选择。
商务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已经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境外投资企业13000家，对外投资积累达到2457亿美元。2010年上半年中国作为收购方的并购交易额，排在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位。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热情高涨，与此相应的是海外投资的频频失败，这些巨额亏损的企业往往是大中型国有企业。
2011年7月初，中铝宣布澳大利亚昆士兰奥鲁昆铝土矿资源开发项目最终告吹，项目损失高达3.4亿元；2011年6月，中国铁建投资沙特轻轨项目亏损达人民币41.48亿元；2009年底，中化集团在海外投资的3个油气田项目，累计亏损1526.62万美元；2009年9月，中国中铁在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亏损，合同总额4.47亿美元。还有一些海外投资亏损则是一笔糊涂账，比如，2010年6月，中钢集团在澳大利亚铁矿石项目暂停，具体损失没有数据显示。
中国石油大学201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受管理制度及国际投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三大石油公司在海外的亏损项目达到2/3。
国企“走出去”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体制问题。“走出去是企业走出去，而不是政府走出去，更不是国家走出去。”华黎明说，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许多国有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主观与客观常常是背离，常常把可行性报告变成是可批性的报告，常常在公司能力不具备、对合同不完全了解、可行性分析不到位的情况下，做出巨额投资的决定。
华黎明分析认为，中国的央企都是特大的企业，领导人的任期更多是政府的行政周期，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周期，为了追寻政绩，响应政府号召，追逐政策是最省事、最容易的。
“他们在国内的一些政治优势，正是导致这些央企和国企在国外项目遭遇滑铁卢的原因。”对于这些企业亏损的原因，华黎明分析道。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央企，由于其生长的独特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央企文化。央企大部分存在这样的心理，即靠中国政府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合同的问题可以通过双方政府来进行重新调整，在需要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会出面兜底。
新风险正在孕育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文化以及市场等风险之外，今后要更加重视政治风险。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门户开放与抄底的机遇，我们中国企业需要把握这样的机遇。但是在把握这样机遇的同时，中国企业又需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犯冒进翻车的风险。”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贸研究部研究员梅新育提醒投资者。
梅新育说，今年是全球政治超级特殊的年份，经济变动和政权变更两个因素正在加大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战乱风险。从政治方面看，今年有59个国家和地区在今年面临领导权变更，发展中国家的选举争议不断，选举常常成为撕裂社会的工具。
从经济方面看，新世纪以来这十年，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所有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其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初级产品产业增长所驱动的。这种初级产品产业增长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熊市到来时会面临转折，经济变动正在加大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战乱风险。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华黎明认为主要来自自身的原因和企业走出去的地方的社会风险，应着力于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吸引国际化人才的短缺、熟悉国外的法律环境、经营环境等等。
商务部欧洲司司长孙永福认为应该做好长期为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等支持的充分准备，企业的规模、员工数量、销售等等，都要符合当地的情况，避免盲目的收购。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认为，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决定于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梅新育则认为，我国对外投资目前需要解决策略与路径选择问题，至少在中国企业占优势的制造业领域，最稳妥可行的跨国经营发展路径应当是先出口、再投资，在投资当中应当先做绿地投资，积累经验再进行跨国并购。而在区位选择方面，他认为我们应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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