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普通的铁皮，规格为44mm×140mm，但它的单价已超过6万，比每平方米2万的上海房价还要贵48倍。这便是沪牌。
4月14日，上海4月份私车额度拍卖结束，最低中标价61000元，平均中标价61626元，分别较3月大涨2700元及3001元，创下历史新高。至此，今年前4个月，沪牌的总涨幅已超过1万。
上海采取牌照拍卖制度已经多年，价格一直较高，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前，有关部门曾在40000元处设防，但由于需求强烈，未得以控制住，此后，牌照价格便如脱缰之马，难以“收住”。
而今，沪牌价格首度突破6万，城市交通是否因此得以改善，仁者见仁，但无异议的是，车牌黄牛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最后30秒的疯狂
3月15日上午11时29分，陈或紧张地端坐在电脑前，心跳加速，双手有些发抖。“滴答、滴答、滴答”，他等待着第30秒的来临，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出价，“抢”到车牌。该月，上海私牌投放8000块，25014人投标，平均3人抢一块牌。
目前，沪牌拍卖系统由上海市政府委托上海国拍设计。按照网络竞拍规则，投标人须在拍卖日10点至11点间首次出价，并可在11点后的半小时内修改价格，但仅两次机会。
拍卖前一周，陈或开始研究拍牌攻略。1994年至今，每月的拍牌日，沪上不少BBS网站便会热闹一番，网友彼此分享“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以及或成功或失败的经验。
“竞争在于最后30秒。”陈或的研究心得是，第一轮可以任意出价，第二轮结束前要突击“抢价”。这亦是大多数散户的拍牌策略。而2011年以来，沪牌价格曾经历“十连涨”，抱着“破釜沉舟”之心的竞买者大有人在，因此，最后时刻的“厮杀”近乎疯狂。
11时29分30秒，陈或决定冲进去。此时，拍卖系统实时显示，最低可中标价为57900元，按照国拍公司规定，他只能在此基础上作出“减去或加上至多300元”的修改，再输入验证码，最后确认出价。
陈或完成这一组动作时，时间逼近29分50秒，他出价58200元，但此刻，最低可中标价已涨至58300元。
时间只剩10秒，陈或必须再次加价才可能中标，但是，当他开始焦急地输入价格、验证码，拍卖结束。结果显示，该次竞拍的最低中标价为58300元，平均中标价58625元，分别较上月上涨2900元和2993元。
“按照过往经验，竞价虽然激烈，但最后30秒，最低中标价一般不会大变，这意味着我将有半分钟时间修改价格，而近来，拍卖结束前10秒，最低中标价还在上涨，这样的'抢牌’，压力实在太大。”陈或说。
4月15日，又一个拍牌日，陈或约了曾多次拍牌成功的大伯帮忙。该月，22706人争夺8500个私牌额度，疯狂继续。
帮女友拍牌的二手车商黄大奇告诉时代周报，这一天，11点29分20秒，最低中标价为60300元，40秒后，数字跳至61000元。“最后40秒涨了700块，这种势头极其少见。”
而在只允许竞拍者加价两次，每次最多300元的规则下，这意味着，若不采取一些特殊“策略”，竞买人必须等到最后30秒出价，甚至可能要在半分钟不到的时间内完成两次加价，“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手忙脚乱中，陈或二度失利，出价60800元，低于中标价61000元。而极少数成功者则在网上分享经验—“600+200”策略，即，以11点29分20秒的“最低可中标价”为基准，加价600后填入投标框，并填好“验证码”，接着，等待并观察这一数字是否已进入不断提高的“目前可修改价格区”，一旦进入，立刻点击“确认”，完成出价。然而，马上再加价200元，“这一次输入，无论可修改区间变化与否，不要有任何停留，一气呵成。”
“中标了，但没有任何喜感。”一位通过上述方法投中的网友跟帖称，他用6万多元买了一块比黄金还贵的铁皮，有些后悔。
谁在哄抬价格？
“赌最后半分钟？这个风险太大，尤其是现在。”1998年，上海推行私牌拍卖制度的第4年，江苏人王志从国企下海，进入汽车行业。他以豪车销售为主业，另一重身份则是“黄牛”，主要承接异地上牌业务，偶尔“代拍牌照”。
王志的拍牌成绩，几乎百发百中，而且是首轮出价，“头枪即中”。据称，王志的“内部信息”来自4S店，他帮助他们的客户解决异地上牌等问题。
“永达、东昌、开隆这些经销商每月都会出一个估价，比如，若5月是62000元，那么，我第一轮投个61800元，第二轮根本不用修改，肯定中标。”
由于车牌难拍，沪上多数4S店提供“代拍”服务。“上海每月投放的私牌额度较为稳定，而几个大型经销商有内部沟通机制，合计委托拍牌的客户人数，评估供不应求的程度，同时，参考当月二手车牌的价格，估价很容易便可得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东昌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国荣对时代周报分析道。
事实上，全球知名汽车业咨询公司J.D.Power的最新调研显示，2009年，中国84%的汽车经销店盈利，但到2011年，这一数字下降至63%；相反，经营亏损的4S店从2009年的6%上升至2011年20%。正因如此，优质的售后服务是经销商从竞争中胜出的关键方面，而这也包括良好的车牌服务。
以王志较为熟悉的永达集团为例，据称，该企业在沪拥有十几家4S店，一个月的上牌需求达到上千台，“若某个月估价不准，大批客户没有中标，那么，第二个月，它的上牌压力是两千台，要从8000个私牌额度中分走1/4。这谈何容易？”
在王志看来，为了确保客户中标，4S店的估价普遍较高，比最低中标价多出500元—1000元。而这也被市场质疑为哄抬价格。
“沪牌价格高企，经销商其实无法从中获利，相反，由于消费者考虑到牌照成本太高，4S店的营业额反而会遭受影响。”王国荣认为，估价较高只能说明刚需旺盛。
目前，据统计，上海共有490多家汽车经销商，以每家每月70-80辆的销售业绩保守计算，沪上一年的新车销量将超过39万，而上海市交通白皮书对私牌投放实行总量管控，每年额度仅近10万张，约为新车销量的1/4。
“上海市民的车牌需求显然是被压抑的，但若严格执行拍卖制度，价格可能不会如目前这般高涨。一定程度上，经销商的代拍行为造成了价格的部分提升，而就上涨趋势来看，总体尚属正常，但幅度高了一些。”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必壮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
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期，由于最后时段的竞争越发激烈，不少没有经验的竞买者根本无从下手，于是，他们也开始采用4S店的“指导价”，以期首轮命中。
“还有一种应对'疯狂’的方法：首次出价即亮出最高心理价位，等到第二轮最后一分钟时，若最低可中标价远远低于这一数值，那么，做一些修改，否则，等待拍卖结果。若中了，上沪牌，若不中，上外牌。”王志说。
10个亿的黄牛市场
4月15日，当沪牌价格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6万元，王志正在广州和几个当地的“黄牛”喝酒，交流感情。几杯白酒下肚后，王志侃侃而谈，主题便是上海的“外牌市场”。
“今年底，沪牌可能会超过8万元，若是如此，上海每月3万多辆新车中，除去8000多张沪牌，剩下的2万辆车可能都要上外牌，若按平均4000元上牌费计算，这个行业每年就是10个亿的规模。”
实际情形远远不止如此。据介绍，目前，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广东、贵州等地，上海车主异地上牌相对容易，“人、车均可不去”，办理周期为两周至一个月，而具体收费随着需求增加而“水涨船高”，黄牛报价已达到3000元-4000元，4S店的价格则为5000元-6000元。
相较而言，山东、内蒙古等地的牌照更加便宜，但需要“人、车一起去当地”，一趟下来，总费用亦不会低于3000元。
而在距离上海较近的浙江、江苏、江西等省，多地已明令禁止上海车主异地上牌。但一些能力较强的黄牛依旧能想出办法，只是价格不菲，比如江苏扬州，10000元起，又如浙江杭州，14000元-15000元。
事实上，目前，总的“上牌”趋势便是远离上海。王志曾在贵州做过生意，而后通过当地黄牛给上海车上贵州牌，一直较为顺利。而不久前，他接了一个距离上海较近的江西景德镇的单子，“很快就被关掉了”。
两次拍牌不得的陈或其实也考虑过异地上牌，不过，他转眼一想，一旦找上了黄牛，那么以后就离不开黄牛了。
比如，上海车主若上了江苏宜兴的牌照，那么，车子必须回当地年检。当然，上海黄牛可以代劳，但代驾费300元—500元，验车费又是一笔，近1000元，而过路费、油贴还要另算。
又如，黄大奇的一辆车子上了海南海口的牌照，等到转手时，他要提档，但被告知需付7000块提档费，于是，他又想到了让黄牛帮忙。
其实，不管是异地上牌、车辆年检还是其他，上海黄牛大多是通过联系当地黄牛，由其与检车站或者车管所敲定，而车主需要支付的是层层加价后的总费用。
即便如此，陈或的同事林立还是第一时间联系王志，希望上一个外牌。他买的是一辆别克凯越，享受经销店的优惠后，实付8万元。“如果沪牌降到两万以下，我可能会考虑。”林立说。
王志非常清楚，“外牌市场”的存在和火爆只是因为沪牌太贵，而后者完全是政府管控的结果。“所以，这个行业没有未来，如果有一天，沪牌价格大跌，与外牌拉平，那么，一切便会瞬间坍塌。”
王志告诉时代周报，他的主业仍然是汽车销售，业务员只是没事时顺便代拍牌照，并接点外牌业务，但这一副业每年可以为之带来30万—40万的利润。
限制拥有还是限制使用？
4月21日，上海盖世汽车网总裁陈文凯正在为即将开始的北京车展做准备，听到时代周报记者提及沪牌跑步进入“6万元时代”，他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应该限制什么？购车还是用车？
“目前，沪牌的价格已超过奇瑞QQ的单价，车牌拍卖制度无异于变相限制购车。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拥有住房和汽车是小康社会的标准之一，也是个人的一种权利，如果集中使用汽车会对社会的正常运营带来影响，那么，可以通过提高使用成本，限制某些区域的使用权限等方法督促汽车的合理使用，而非限制个人拥有汽车的权利。”
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发改委曾要求清理阻碍汽车产业产能扩大的法规政策，其中包括车牌拍卖制度。但上海市有关部门认为，世博会在即，车牌拍卖可以限制车辆过快增加，有利于改善交通。于是，该政策得以沿用。
“对比北京和上海，目前，前者的汽车保有量已达到500万辆，而上海大约只有250万辆，而考虑到挂外地牌照的部分车辆，可以说，过去十年，因为牌照拍卖制度，上海少增加了100万—150万辆汽车。”陈必壮告诉时代周报。
不过，按照各国的汽车消费经验，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对应的是汽车普及期，而这一数值达到5000美元-10000美元后，将是加速普及期。“目前，上海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但人均汽车占有量并未达到相应的水平。这说明，上海的汽车消费将依然旺盛。”
“如果没有房没有车，如何称得上中产？”在王国荣看来，政府治堵的思路应该从限制汽车消费转向倡导合理使用。
“车牌拍卖其实没用根治上海拥堵的问题，只是延缓了进一步恶化的时间。”陈必壮认为，最关键的“治本”措施是，1.继续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2.改变民众的用车习惯。
“我们的汽车文化尚不成熟，不少人买车的主要用途便是应对上下班。如果要治堵，那么，必须督促这一种用车心理、用车习惯的改变；同时，发展中心城区的公共交通，提升服务水平，促使有车族在高峰时段尽量使用公共交通。”陈必壮说。
有趣的是，陈或认为，从治堵角度出发，自己完全值得这块牌照。因为，上下班高峰期，他长期乘坐公司班车，而购车的用途只为周末出游、购物等，只是，“环保”的陈或至今拍不到牌照。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