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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总需求不足——利润下滑——投资、就业萎缩——总需求继续下滑。中国经济是否会进入这个可怕的恶性循环——通货紧缩周期？
虽然衡量通缩的核心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尚为正值，但已连续3个月大幅下滑，兼之昨日（7月9日）公布的PPI连续4个月负增长，令市场开始担忧生产领域的通缩风险会逐步影响到消费领域。专家对“总需求不足”还是“局部供给过剩”分歧较大，从而给出不同的政策建议。
昨日，国家统计局公布，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2.1%，环比下降0.7%，连续四个月出现同比负数。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同比下降7.6%，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下降6.7%，化工原料类价格下降5.0%。
前期，工业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下滑曾一度缓解了下游制造商的成本压力。但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PPI同比下降0.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0.3%。出厂价格跌幅超过购进价格的现状显示，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企业，需求回落的影响已经盖过了成本改善的效应。
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业、纺织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10个行业的生产指数低于50%的临界点。在利润方面，今年1~5月，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3个行业的利润出现同比下降。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23%，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56.9%，通用设备制造业下降2.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下降2.3%，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16.5%，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由同期盈利转为亏损。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还进一步透露说，1至5月份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利润仅为25.33亿元，同比下降415.6亿元，降幅94.26%。
今年以来，钢铁、煤炭、电解铝等大宗商品价格“跌跌不休”，这些行业也因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煤炭更是因此被认为结束了“黄金十年”。
以螺纹钢为例，根据中国联合钢铁网的统计，其价格今年一季度呈现上涨的态势，从年初的4070元/吨，上涨到3月中旬最高点4350元/吨，然后开始下降，受需求影响，目前已经跌破年初水平，跌至4000元/吨。
钢材价格持续低迷，已经让钢铁企业不堪重负，亏损日益严重。已经公布今年上半年业绩快报的三家钢铁上市公司全部为亏损。
河北钢铁集团一位销售人员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今年钢材价格低迷，主要是受钢铁企业产能继续攀升、产量居高不下、需求低迷影响。
全国最大的钢铁央企鞍钢集团总经理张晓刚在最近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称，随着产能严重过剩、产品同质化突出，我国钢铁行业真正进入白热化竞争阶段，今后几年钢铁产业将保持微利运行。
动力煤的价格今年同样“跌跌不休”。7月4日，环渤海5500大卡动力煤平均价格降至676元/吨，与年初相比，下降121元/吨，降幅达15.1%；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67元/吨，降幅为16.7%；与去年11月初的一年半以来高点相比，下降151元/吨，降幅达19.8%。
秦皇岛一家煤炭贸易公司负责人告诉本报，今年以来煤炭价格接连下跌，主要是电力需求不行，尤其是火电需求在下滑，与此同时煤炭的产能日益攀升，进口煤因为价格优势数量攀升，导致国内煤炭企业不得不降价。
煤炭行业专家李朝林告诉本报，在这场煤炭市场汹涌澎湃的全方位价格下滑的过程中，煤炭价格下滑还远远没有见底，还有可能进一步疾速下滑。
工业价格、产量、利润均显著下滑，尤其是生产中间产品的行业遭遇寒冬，这意味着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呈现收缩态势。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对记者表示，PPI连续4个月出现下降反映了当前经济需求相当低迷，也显现这些行业成本压力空前巨大，需求和成本“一降一升”中挤压着重工行业利润空间。
一些经济学家已开始讨论“生产领域出现通缩”的问题。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PPI已经连续四个月保持在负数区间，显示不仅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内总需求也仍在继续走弱，暗示通缩风险抬头。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更是明确认为生产领域已出现通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工业指标的下滑是一个阶段性问题，在他刚刚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将之定义为“结构性紧缩”，是供给方面出了问题。“当前如果采用凯恩斯主义扩大总需求的药方，将会使局面越来越糟。”刘尚希说。
刘尚希认为，结构性紧缩只是经济增长趋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这一轮放缓显著的特点是就业没有受到影响。
在刘尚希看来，中国的产业结构中存在大量过剩产能，低附加值的产品占比较大，因此经济放缓并不是一个短期过程，最终要取决于经济去化这些过剩产能的进度。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则认为，无论是需求不足或是供给过剩，都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更关键是要找出中国供需失衡的症结所在，否则财政刺激政策只能有短期效果，根本性问题得不到解决。
无论是否认同“需求不足”的判断，“稳增长”的目标都要求货币、财政政策综合发力。央行连续两次降息已经表明了货币的实际宽松，因而财政政策被寄予更大的关注。
胡迟对记者表示，一方面要确认未来稳投资的刺激方向显然与“4万亿”刺激时期投资项目齐上阵不同，会更多地把稳定投资于“转方式、调结构”、与实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与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等结合起来；而从财政刺激上来说，结构性减税会是稳定企业投资的主要手段，但障碍在于财政部门长期处于财政收入应保持快速增长的思维定势和政治压力下，这并不利于结构性减税的有效执行。
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直言，二次降息的原因在于第一次降息后工业企业的净利润率仍低于借贷成本，而包括减税、对特定消费品进行补贴、垄断产业向民营资本开放在内的政策或无法在短期内产生效果，住房限购也制约了国内需求。
杨志勇表示，目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以三种方式促进工业经济的恢复，一是财政补贴政策，比如刚刚出台的家电节能补贴政策；二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政税收扶持；三是结构性减税。
他认为，财政刺激政策如何落实也是一大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不是政府出钱就一定能够发展起来的，需要更多的配套激励制度，但这方面恰恰非常欠缺，因此也导致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堪忧。
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张志伟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的经济前景过于悲观。他认为7月份的CPI还会继续跌入2%以内，但全年的CPI仍将维持在2.9%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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