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高速运转的“世界工厂”正在减速。随着人口红利消退，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中国制造”成本优势不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撤离中国。这其中，既有中国企业加速向周边国家外迁，寻找成本更低的洼地，也有外资企业大量回迁，回归本土制造。
今天，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产业升级在“量与质”之间寻找破局之道，但对缺乏核心技术的中国企业而言，这显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因此，如何把握住仅有的供应链优势，降低制造成本，净化市场竞争环境，显得尤为关键。一旦制造业大规模地撤离，中国经济发展必将失去前进的动力。
第一章 撤离中国
制造业成本大增，正在加速本土企业撤离中国，转向海外市场投资建厂，这无疑给原本低迷的中国制造业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6月4日，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兰奇对外声称，公司正考虑将部分PC生产线转到位于德国瑟默达的工厂，并对在德国生产电脑的成本控制有信心。作为全球排名靠前的电脑厂商，联想这则消息迅速发酵，引发了业界的广泛讨论。而就在不久前的3月份，联想已经决定将部分商用电脑生产线迁移至日本。
中国经济遭遇了不少麻烦。外资被誉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但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正在下降。商务部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378.81亿美元，同比下降2.38%。其中，4月份实际使用外资为84.01亿美元，同比下降0.74%。至此，中国吸引外资连续6个月出现负增长。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认为，出现这种局面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大环境不好，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包括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欧洲对华投资能力下降;二是欧美国家都在重振制造业，鼓励企业回归本土，对中国的投资有所抑制。不过，这似乎无法解释另一个现象——其他新兴市场无不呈现出高歌猛进的势头。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已然成了全球跨国公司战略布局的新热土。
“世界工厂”转向
在中国商务部连续多个月公布“不乐观”数据时，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却接连呈现“喜报”。印度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印度实际利用外资81.01亿美元，同比大增264%。
长期以来，人们对印度的了解还停留在软件外包上，以这种观点看待印度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今天它已是全球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俨然成了受投资商们青睐的新“世界工厂”。印度作为拥有12亿人口的全球第二大人口国，其制造业规模仅为全球的6%，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国外经济学家预测，2013-2015年，印度的经济增速将会超越中国，制造业将是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的引擎。
而中国的友邦俄罗斯也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俄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俄罗斯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190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6.1%。
进与退之间，无不彰显“世界工厂”正在转向，于中国十分不利。尤其是印度，单月利用外资几乎与中国打成平手。美的今年1月在公告中披露，其将与开利成立合资公司，共同拓展印度空调市场。双方将把在印度市场的空调业务进行合并，美的出资约2000万美元，控股60%，预计新公司年产能达100万台，今后产能还会提升。这也是继美的在越南、埃及、巴西、阿根廷之后，在国外设立的第五大生产基地。
中国吸引外资的力度正在下降，美国AlixPartners顾问公司对中国、印度、巴西及墨西哥的制造业成本进行了调查对比，发现中国在“世界工厂“的竞争力上已远不及墨西哥。墨西哥有富足的劳动力，平均工资较低，更接近发达国家市场，运输成本低廉，大量的欧美企业将目光瞄准了这片投资乐土。
除此之外，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在吸引外资上，也表现强劲。越南就吸引了大批跨国企业落脚，2010年10月，英特尔在越南胡志明市高科技园投资兴建的芯片厂正式落成，该项目总投资为10亿美元，年产8.2亿个芯片。今年4月，英特尔再次在胡志明市投建越南装机规模最大的光伏电站。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中国一些低端生产企业，很多已经被搬迁到中国的周边国家。马来西亚投资发展部门的调查报告显示，其北部的小城市槟城，2010年仅制造业就吸引了40亿美元的投资，同比增长4.65倍。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中国制造成本的走高，正在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据BBC报道，菲律宾贸工部长格雷戈里·多明戈表示，中国制造成本上涨对菲律宾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为此菲律宾正准备承接中国企业的转移，目前已经有一大批制衣厂、鞋厂迁移至菲律宾。
选择在新兴市场建厂好处很多，不仅劳动力成本低，更可规避关税壁垒，提高产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以巴西为例，空调整机进口关税高达35%，这也逼迫中国家电企业在巴西进行本土化运作。记者获悉，格力已在巴西、巴基斯坦、越南、美国等国家建立了工厂，随着格力在海外市场的布局逐渐铺开，预计今后其一半以上的空调将在海外市场生产。
当然，从中国撤离，去世界各地建厂，也是出于战略需要。比如，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与能源密集型产业获得政府的优惠下降，这些产业转向了交通与劳动力成本更为廉价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者也在权衡风险，欧美国家对“中国制造”的反倾销从未间断过，投资者分散手中的投资，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内外交困
本土企业也在加大海外投资力度。6月4日，据国外媒报道称，联想集团正考虑将部分PC生产线迁到其在德国瑟默达地区的工厂。而就在不久前的3月份，联想已决定将部分商用电脑生产线迁移至日本。记者了解到，联想此前已经在墨西哥、印度等地设有制造工厂。
欧洲市场是联想的一块短板，为了布局这一市场，联想可谓煞费苦心。去年9月，联想冒着被宏碁法律诉讼的危险，将前宏碁CEO蒋凡可·兰奇招入麾下，出任高级副总裁，专注于联想同Medion AG的整合。此前，联想收购了Medion AG(主要从事电脑、电视机、冰箱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试图提升在西欧地区的渠道覆盖和影响力。
兰奇认为，目前联想集团正考虑在瑟默达生产联想品牌的产品，该工厂具有扩产可能性，成本方面“很有竞争力”。业界认为，联想通过并购，已获得了工厂与渠道，转移成本会低很多。联想若能将部分PC产能转移，其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有望提升。兰奇也承诺将把联想电脑带进欧洲三强。
不仅是联想转移产能，中兴、华为、美的、格力等中国科技企业都在加紧布局海外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经常会遭遇百般刁难。华为方面对本刊透露，为了能在国外市场开展业务，他们通常要先获得当地政府的接纳，而最好的被接纳方式就是在当地开设工厂，招聘当地的工人，这几乎成了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家电企业海尔，为了开拓海外市场，从1998年开始就在海外建厂，目前在海外已经有20多家工厂。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壮大，它们纷纷走出国门，向着海外的本地生产模式转型。
近年来，欧美经济低迷，失业率不断创新高，一些外资企业正在响应号召忙于回迁，这也是欧美国家从工业化时代转向服务业后的适度修正。“各位商界领袖，你们若有为祖国做些什么的心愿，国家会尽其所能地帮助你们。”今年2月，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帮助制造业在美国落地，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此，美国政府提供了包括税收优惠、工人培训项目以及法律援助等多方面的支持。
奥巴马不久前在访问波音公司西雅图工厂时，大力赞扬这家飞机制造巨头是美国企业的榜样，提供了大量高科技制造工作岗位，他认为，这类企业应该得到政府的减税优惠。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将制造工厂搬回美国想法的公司越来越多，通用电气已经将太阳能复合式热水器的生产，从中国搬迁到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它还将投资超过4亿美元的4个制造中心都放在美国本土，生产节能型的热水器和冰箱等家电产品。
通用电气中国的一位不愿具名的高层在接受《IT时代周刊》采访时指出，美国工人的工资相比中国高出不少，但中国工资上涨速度快，而且难以预估。他认为，一些美国公司将部分生产线回迁本土有其道理，若等到中国薪酬跟美国接近时再回迁，就相当被动。
今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对105家美国公司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39%的企业正考虑将部分生产线转回美国本土。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最新提供的数据显示，随着“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日益凸显，今后5年，美国将新增200万至300万个工作岗位。
不仅是美国，不少德国企业也认为，中国日渐上升的成本，正让其制造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适当回迁恰逢其时。有研究机构对在中国投资建厂的部分德国企业调查后认为，德国企业对中国已不再钟情。德国企业担心，以目前企业在中国的成本增速，过不了几年将追平德国。当然，这并不光是劳动力成本，还包括石油价格上涨的运输成本、房价上涨的仓储成本等。
欧美企业回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核心部件的生产——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较弱，导致一些科技企业对此不放心。比如精密仪器，容易造成机密外泄。有境外媒体报道，中国有大量厂商急需获取前沿的创新信息，他们往往会不惜代价把机密信息弄到手。而通用电气就表示，在进入中国市场多年后，公司获得了快速成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导致一些重要的信息技术泄露。
产业发展趋势也在促使外资企业回归。尽管欧美劳动力成本相对中国依然高出不少，但它们通常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它们的工厂也更靠近先进产品的市场，可以缩短上市时间，节省存储成本。以电子产品为例，其贬值越来越快，在本地市场生产，有利于充分挖掘产品价值，减少时间耽误带来的损耗。
内外交困之下，中国制造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第二章 告别廉价时代
成本疯狂上涨，正将中国的制造业逼上一条不归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近撰文指出，中国生产的手机、电脑、彩电等电子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使得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中国为世界经济作出的贡献，人们有目共睹。但中国正快速地将这一页翻过去，与廉价劳动力时代说再见。
蝴蝶效应
5月16日，在内地有着百万劳工的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在晚宴上对外承诺，将把内地员工月薪调至4400元，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内地员工的薪酬水平将超过台湾本部的新进大学毕业生。这也是继今年2月将工资上调16%-25%之后，富士康再次公布加薪计划。
富士康一再提薪，将给其他同类企业带来强大的成本压力。《IT时代周刊》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出席当晚晚宴的美的集团董事长何亨健，听到郭台铭公布涨薪计划时表情一下就僵了。截至去年年底，美的有超过6.6万名员工。
富士康涨薪的消息已经引发了“蝴蝶效应”，其他制造企业不可能再做“鸵鸟”，不得不紧跟其后，大幅提升员工工资。
刘羽是深圳一家中型企业的老板，主要从事手机液晶屏的生产与销售。最近，他双眼布满血丝，眼袋肿大，看上去无精打采。他在接受《IT时代周刊》采访时透露，最近公司员工整天吵着加工资、组织罢工，他夜不能寐。
2010年下半年从华为出来时，刘羽一头又浓又密的黑发，不到两年时间，头顶已经形成一片“沙漠地带”，而两边的残余部分也白了不少。“现在公司规模偏小(不足300人)，接到的订单也有限，大公司对它们不放心，小企业则账目难收，跑路的老板也不少。”刘羽说，他现在进退两难，如果薪酬再涨，公司将难以为继。
刘羽并非最难熬的，还有一些行业的工资更高得离谱，如家具行业，平均工资已上升到了6000元，熟练的技术工月薪过万元，其中熟练的雕花工人年薪20万元也难找。正因如此，广东的江门市新会区，这个“家具之乡”已显出颓势。工人薪金高，流动性强，碰上今年房地产不景气，家具销售低迷，很多家具企业都处于半停工状态。
制造业萎靡，直接影响到东莞的GDP。今年第一季度，东莞的GDP仅增长1.3%，涨幅排名垫底。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则下降1.6%，出现罕见的负增长。曾几何时，这里是世界电子配件的集散地，有一种说法叫“东莞堵车，全球缺货”。
这不仅仅是东莞的问题，整个中国制造业都不容乐观。通用电气在做两手准备，为未来寻找更低的成本，以便身处逆境时能全身而退。为此，它已经将一家生产风力发电机企业开设在越南。
恶性循环
前些年，为了吸引外资，中国政府曾制定了各项优惠措施。但从2010年12月1日起，内外资企业税制开始全面统一，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被终结。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宽松的投资环境、低成本的能源，已一去不复返。尤其是在人力成本以及原材料成本高企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企业被迫撤离中国，这也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制造业下游的各配件厂商为了生存，也将追随而去。
中国“廉价生产中心”的日子行将就木。瑞信银行的分析师认为，中国对世界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长期以来将全球的通货膨胀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美国在过去十年里，服装的价格不仅没有上涨，还下跌了10%，这都得感谢中国的劳工。但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最近，美国商场已经在上调服装的价格。瑞信银行在报告中预测，未来3到5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每年将上涨20%到30%，中国的人口红利已不复存在。
除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燃油价格，推高了物流成本，再加上原材料价格大涨，中国制造的成本不再低廉，中国制造业优势正遭遇挑战。4月26日，富士康国际发布了盈利预警，预计今年上半年综合业绩亏损净额将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而中国本土的龙头科技企业中兴、华为，也走过了快速增长期，营收与净利润增长都趋于放缓。
早在去年，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按照中国现在的劳动力和运输成本的增长速度，只需5年时间，北美与中国的成本效率就会持平。
而中国地方政府普遍将房地产当作支柱产业，严重依赖于土地经济，导致房价高过发达国家，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稀释了外来务工人员手中为数不多的钱，使得他们没有成就感与归属感，反过来也进一步推高了工人对工资的期待。
另外，中国严重的城乡对立体制，也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奉献毕生心血，却享受不到应有的福利。如，深圳的一项做法最近在全国引起了公愤，当地政府正准备出台新政策，今后享受医保人员要累计缴纳相关费用年满25年，中途连续中断超过3个月，之前所有的缴费将自动清零。有法律专家认为，这种做法是明目张胆地“洗劫”外来工人，将进一步加剧用工紧张，让中国制造业雪上加霜。
高制造成本也催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德国IGB-霍尔丁公司主要生产气焊嘴，其在印度和中国的广东都设有工厂，印度工厂不仅成本低，产品合格率也更高。而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大多无法销往欧美市场，主要问题是质量不过关。其在调查中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生产成本太高，很多原材料厂商为了节省成本，往往采取偷工减料的方式，大量使用劣质材料。
第三章 寻找破局之道
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优势由来已久，但这并非毫无代价。比如，中国工人工作时间长，政府部门对违反《劳动法》的企业比较宽容，因此，中国工人的生产力相对较高。与欧美国家对比，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长是他们的两倍左右。并且，欧美工人不仅有年假，夏天高温时还会带薪休假。周末连电话都关机，遇到产品供不应求时，企业很被动。与此完全形成对立的是，在富士康，旺季时会有数万名工人通宵达旦地赶制iPhone，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司空见惯。随着工人维权意识的提高，这种基于超负荷劳作的低成本优势不可能持续下去。
仅存的优势
现在，如果要为“中国制造”找出一些优势，那就是供应链完善，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积累起来的，也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去年2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旧金山举行了一次低调却意义不同寻常的宴会，宴请对象主要为美国各科技巨头的首领，其中包括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时任谷歌CEO的施密特、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思科CEO钱伯斯等。奥巴马向出席晚宴的企业家提问，当时重病在身的乔布斯就坐在奥巴马左侧，被要求回答问题，“苹果iPhone与iPad风靡全球，制造中心却在中国，苹果的产品何时才能在美国本土生产?”乔布斯笑了笑，并未直接作答。
今年5月底，蒂姆·库克在出席D10数字大会时表示，苹果的产品并不排斥在美国生产，我们主要看实际情况需要，目前已有少部分在美国工厂生产。比如，苹果的手机与平板电脑所使用的芯片，放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制造，其手机所使用的玻璃放在美国的肯塔基州工厂中制造。但这仅是零部件工厂，要想实现整机组装还有较大的难度。
以iPhone4S为例，它由很多不同的部件组成，这些部件包括芯片、液晶屏、摄像头、听筒、电池、充电器、隔热膜、扬声器、后盖、电路板以及各种细小的螺丝、排线、按键等，而这些零部件供应商大部分是独立的，苹果要想控制好生产成本，首先就要对繁琐的供应链进行管理，就近采购。
除了零部件供应的繁琐外，iPhone的生产工序也相当复杂。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富士康工厂生产一部iPhone，仅工序就多达141道，其中绝大部分需要手工操作，尤其是抛光与焊接环节，很多人因此患上了职业病。同样，生产一部iPad平板电脑，工序也相当复杂，总共需要经过325双手才能生产完成。
因此，面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旁敲侧击，蒂姆·库克也道出了个中的苦衷：“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模具制造开始走下坡路。现在要想把这些厂商召集起来，可能连一个会议室都填不满。”而中国则不同，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各种配件厂商多如牛毛。“美国政府要想苹果公司回迁，有太多的基础性工作要做。”库克表示。
据悉，生产电视连接线的PPC公司，曾考虑过将工厂搬迁到越南，因为那里的劳工力成本更低廉。但问题在于，越南缺乏可靠的配件供给，比如镀镍、热处理及专业的冲压技术，越南无法满足PPC公司的需要。几经权衡后，PPC决定暂时将工厂留在中国上海。不过，PPC对工厂进行自动化改造，用机器来代替部分工人，以便减少人力成本支出，保持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劳工成本低的国家不少。”通用电气副董事长约翰·赖斯认为，“但部分隐形成本会抵消人力成本，比如，很多国家缺乏完整的供应链，导致运输及采购成本高昂。”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在供应链资源整合上，已经形成了独到的优势。供应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它不仅需要充沛的原材料、零部件供给，后期的生产也需要机器与人工配合，此外还要有高效的配送网络及其维护体系。
国外制造业在供应链条的完整上，要想追赶上中国还有一定的距离。以最近处于上升势头的孟加拉国为例，虽然在吸引外资上上升较快，但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停电、停水较为普遍，港口配送落后，这也让很多想去孟加拉国扎根的企业心存顾虑。
不过，中国制造业的优势还能维持多久，要看越南、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及决心重振制造业的欧美国家的成长速度，如果它们的力度够大，政府着力完善基础设施及配套，那么，中国现有的优势将会被慢慢瓦解。
病症与处方
针对中国制造业降温现象，中国政府在忙着产业升级与转型，提高中国制造的科技含量，尽量减少制造业撤离中国带来的影响。过去，中国制造业在追求数量的过程中忽视了质量，这种粗放模式，是以消耗大量资源、破坏生态为代价的。
“十二五”以来，国家将新兴产业和高新产业作为破局之道，由粗放式转向精细化、高端化，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但目前还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即将传统产业作为落后产能来看待，在新兴项目上一窝蜂而上，不仅导致产业的空心化与泡沫化，同时也使传统制造业失去优势。
“'中国制造’还处于产业链的下端，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在普遍缺乏技术积累的情况下，产业升级更成了无源之水。”有社科院专家认为，中国政府要完成这一艰巨的课题，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仍占有重要地位。
盲目地转型升级，将导致把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逼出中国，这是非常鲁莽的。因为，很多看上去不起眼的组件，它们也是中国制造业的一部分，是为中国经济输血的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不能供血，肌体就会停止运转。中国向高端转型是一个趋势，但这个趋势应该是市场的选择，靠企业通过技术积累来实现过渡，否则，理想就会遭遇骨感的现实。
今天，中国最赚钱的垄断国有企业，并不能肩负转型升级的重担，而民营企业处境艰难，即便是中国民族企业的排头兵，今年都出现营收低迷、净利润下滑的趋势。而珠三角以及长三角地区这两年都出现了倒闭潮，欠下债务而跑路的老板屡见不鲜。
大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中国政府急需通过稳定物价(尤其控制房价)，给企业减税、取消不合理税项等方式，使中国“世界工厂”能休养生息，保存竞争力。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孙立坚认为，给企业减税，首先要给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减税。
但财政部公布的消息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累计完成财政收入29976.25亿元，同比增长14.7%，其增幅明显高于GDP(第一季度增长8.1%)增幅。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认为，中国的税负太重，以致没有人搞实业，而过去国家提出的结构性减税，非但没实现，目前来看各项税费还有增加的趋势。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涂建华指出，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仅仅是通过金融手段为制造业减负还远远不够，应该制定刚性的政策，确保做实业的能赚钱，打破不公平的准入门槛和审批制度，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最关键的是要对垄断企业的经营范围设一定的限制，防止它们将触角伸得太远，挤压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在产业升级还远未到位时，一旦制造业大规模地撤离，中国“世界工厂 ”将摇摇欲坠，经济发展也将失去前进的动力。
(IT时代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