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有多缺钱
增收不可恃，减支非所愿。地方政府期待再刺激
大规模的财政扩张，与紧绷的财政现实，就像是中国地方政府这枚硬币的两面，在旋转加速下，互为因果，彼此救赎。
在2012年已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来自省级及主要城市的千亿级万亿级投资规划层出不穷，被视为地方的“4万亿”计划，指向经济“稳增长”。
几乎在同一时间，各地财政减收渐成趋势。在中国最富庶之地，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上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均从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内，北京在一二月出现同比负增长，比2009年初，有过之无不及 。
蠢蠢欲动，地方“4万亿”却提示了四年之间的差异。这一次，中央政府未再以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拉动经济，并成为地方政府渡过难关的垫脚石。中央对房地产市场严格的调控措施，卡住了多年来不少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之路。
地方财政的巨大压力悬于眼前。在内陆，曾经造城闻名的鄂尔多斯，由于房地产市场崩溃、 煤炭滞销，地方经济几乎停摆，财政颓势更不待言;而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经济失速和转型困局，将富裕的深圳、东莞逼向赤字边缘。
为谋求中央最终在财政刺激和调控政策上松口，地方努力抢跑投资，亦在地产调控中竭力博弈。但在政策未明解套未至之前，一增收二挖潜，瘦社会的身，瘦自己的身，先瘦谁的身?
结果不难猜。财政部最近公布《2012年7月份财政收支情况》，1-7月地方本级收入3.7086万亿元，同比增长13.8%，得益于地方非税收入大幅增长25.7%。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少强坦言，地方政府将目光从受经济景气影响较大的税收，转向国有资产、公共资源等，寻找新财源。
增收压力分解给地方行政执法部门的风险也在加大。税费征管上的调剂尺度在收紧，补漏和处罚收费的力度在加大。陈少强坦言，这非中央政府本愿，但在严峻形势前，“我担心会出现新的潜规则”。
地方举债需求也更为迫切。即便不断清偿已逾十万亿的债务，如果财政压力不能根本缓解，地方政府债务仍将不断向后累积而无解。
减支，收缩，是地方政府财政解套惟一的长久计。但在撑过眼前的危机之前，以继续扩张化解过度扩张带来的债务压力，是其本能反应。
水落石出
“最有钱的地方没钱了”
2012年，东莞政府与其供应商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东莞经营一家印刷厂的肖功俊发现，那些常年与政府为伴，欣然接受付款拖欠的企业老板们，开始不再接收政府订单了。因为他们相信，政府真的没钱了。
老板们的账算得清。他们将集体讨债的供应商们的债务简单相加，计算政府负债的真实数据。“估计有30多亿元了。”肖功俊对财新记者说。
这位曾经任职深圳大学的东莞经济研究者，8月18日在实名微博上直指东莞市樟木头镇政府负债16亿元，各村负债7亿元，总计23亿负债。“ 理论上该镇已经破产，成为名副其实的东莞希腊。”肖功俊说。
在市一级，按照东莞年初制定的2012年财政预算案，当年的财政收入仍可有10%的增长，达到922.4亿元，绝对数字在中国地级市中仍首屈一指。但在2012年前两季度结束时，这个自2006年以来GDP年均增长仍有11%的“世界工厂”，增速萎缩到2.5%，为全省之末。东莞市经信局的资料显示，全市33个镇街，只有15个镇街增速出现正数，18个镇街为负数，最差的为-11.6%。 顺理成章的是，9个镇街和一个园区的地方税收出现负增长。
一叶知秋。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7月召开的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坦言， “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超乎年初预期。” 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全部疲软，“面临的困难甚至比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时还要大。”
政府税源深受打击。朱小丹在此次会议上披露， 2012年前五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下降近20%，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超过100%，企业亏损面超过20%。根据对现代产业500强项目中近100家企业调查，销售收入和利润双降的占39%。6月广东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4%， 创近几个月的新低。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也出现由供不应求转向需求不足的苗头。
直接结果是， 全省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仅增长8.6%，比年度预期目标低1.4个百分点，税收收入仅增长4.3%，增幅同比回落18.8个百分点。增速均低于年度预期发展目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同样富庶的江浙地区，境况类似。浙江诸暨市委一名常委告诉财新记者， “今年的税收增长压力很大，经济发达的地区要挑起担子，承担起责任”。
从财政部公布的全国上半年税收收入情况分析可见，1-6月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4931.63亿元，同比增长9.8%。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9.8个百分点。与经济指标密切相关的税种收入增速均放缓。如在税收总收入中占比均超过20%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增速分别回落11.6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
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遭遇的麻烦，叠加了另一种偶然因素：举办赛会。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与2011年深圳大运会，均在地方政府传统的以赛会撬动投资、拉动经济的逻辑下申办，并基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未来的财政收益有较好预期。以赛会的名义推动的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可谓不计成本。
以深圳为例，2007年深圳申办大运会成功后，深圳市和龙岗区两级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近2000亿元。这些开支，“单靠当年财政结余肯定不够，动用储备结余外，还大笔贷款融资。” 深圳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徐进告诉财新记者，在经济下行给财政增收带来压力之下，深圳大运会项目工程把深圳多年结余的储备花完了，“这是深圳市政府财政吃紧的重要因素”。
手头不再宽裕，连深圳税务部门都开始降工资。一名要求匿名的税务人员告诉财新记者：“按级别高低降，级别越高降得越多，最高5000、3000的都有。”
而在广州，财政需要支付的亚运会项目款项尚未结清。广州市政工程公司人士称，向政府催债，“几千万，我们要钱都要得不好意思了。”就算这样，最近因“对政府财政吃紧可能有所察觉吧，催款比以前勤快一些” 。
事实上，地方政府热衷于赛会经济与土地有关。举办国际赛事将使地方获得建设用地指标的额外放开，使得地方政府更便于围绕土地做文章。
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最易用于调节财政收支的非税收入。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源。在许多二三线城市，土地出让金能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30%，甚至更高。
除了土地出让金的直接收益，土地也是地方政府用以招商引资的最重要资源，除获取大的产业项目和投资外，也可通过融资平台公司，成为地方的债务杠杆。地产带来经济总量增长、政绩和税源，是毋庸置疑的支柱产业。
随着2011年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出台，地方的土地财政受创严重。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显示，2012年上半年， 全国300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6525.98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8%。其中，上海从前两年的第一名滑落到第九名，出让金总额184.2亿元，仅占去年同期四成;北京更是无缘前十，出让金总额仅为144.88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55.65%;广州上半年土地出让金收入94.58亿元，同比下降42.2%，减收69.05亿元。
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最高的城市已经坐不住了。世联地产今年初完成了一份报告， 指出依赖度排在前10位的城市，地方政府多倾向于迂回取消对房地产限价限购的政策 ，以度时艰。
最大的时艰，却当属压不下的开支。为应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地方政府压缩开支的动力不足、空间有限。仅以民生开支为例，仅保障房一项，2011年全国地方的预算开支就达2292亿元，决算更达到3491.87亿元。在财新记者查阅主要城市的财政预算收支数据中，几乎全部出现收入增幅和支出增幅倒挂，甚至绝对值的倒挂。
重庆以土地储备为杠杆，大规模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公租房建设和加工贸易园区建设，2010年以来，一般预算支出均高于一般预算收入。2010年缺口700亿元，2011年缺口扩大到1100亿元。2012年上半年，预算收入增长18.4%，已远低于预算支出33.8%的增长幅度。
在中国，财政结余转为地方储蓄极为罕见，当期财政收入应付当期财政支出。 也正因此，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吴君亮认为，实体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的地方，在经济下行和调控双重压力下，财政回旋余地甚小，“一两个季度就出问题”。
撑过去
短期应对，惟有保证现金流不断，撑过困难期
一份税务通知单，发到了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一名员工手中。通知单称其两年前曾经在外接了一单私活，涉及3000元金额，未缴纳个人所得税，要补。不止这位，还有多位同事亦被要求补缴个人所得税，追溯时间最长的到2008年。
地方政府短期“输血”的意图开始显现：增收挖潜。
深圳企业所得税下滑幅度较大。2011年，该市个人所得税首次在总量上超过企业所得税，成为第二大税种。2012年一季度，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12.72%，个人所得税大幅增长57.1%。
这与个人所得税征税起征点提高并不相符。徐进告诉财新记者，尽管企业经营效益不佳，但员工的工资收入与用工标准挂钩。深圳市政府每两年上调一次最低工资标准，决定了员工基本收入上升， 即征税的基数开始上升。加之个人所得税截至申报期在一季度末，超过了这个时限，就要罚款。上市公司也多在一季度实行分红。以上种种，均体现在一季度个人所得税增幅上。
更重要的是，地税局征管力度大为加强。“为保障税收，在可以抓住的税源上，加强了征管力度。”徐进说。这在各地，都有迹象可循。
在内陆大城市重庆，财政预算收入早已不足以覆盖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建设，而以投资集团向社会融资为主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实现“用市场的钱办公共的事”。在此之外，2011年，该市推行一项房地产税收专项检查，一次性增收45亿元。在这项检查中，仅龙湖地产一家企业，就补税3亿元。而在2012年年中，房地产企业已被要求提前预缴四季度税收。
在上海，企业主抱怨，预售账款也要收税，符合政策的清退也不退，入库的门槛非常高。浙江绍兴的一名地税局局长则透露，一些政策与税收开始挂钩了，比如企业申请用地指标，必须达到一定完税额度，“ 对税收这块越来越严”。
在深圳前两季度的税收数据中，各税种的增、减轮动，也明示税收严查的趋势。如一季度大幅飙升的个人所得税，在二季度大幅回落，增幅亦跌为负数。同样在一季度增长高达91.47%的城市建设维护税，在二季度亦是绝对值与增幅同步大幅回落。反之，企业所得税从一季度负增长12.72%，恢复到二季度的增长5.95%，车船使用税则从37.7%的增幅提高到72.86%。
来自深圳地税部门的消息称， 今年以来，高科技和电子制造业企业聚集的南山区，展开几年来少有的大面积自查行动，要求企业对自己存在的偷税漏税情况进行查漏， 上溯到企业税收两三年前账本。工厂聚集的宝安、龙岗两区也开始查账，特别是针对坪山新区的企业，税务部门相信这里的企业“相对更有钱一些”。
不过，毕竟经济不景，税收增收毕竟有限。浙江杭州市财政局一名官员坦言：“企业是真困难，财政不敢下手太狠。真的按税法收，很多企业就持续不下去。很纠结。”
近来，关于扩大试点甚至普遍开征房产税的说法，甚嚣尘上。相对于正在推进的“营转增”试点，房产税是在保有环节征收，属于地方税种，可以增加地方收入。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撰文称：“我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因为政府需要这笔钱。”
兹事体大，在数日自相矛盾的表态后，湖北地税局最终否认了将试点开征房产税的消息。新税种开征不易，地方政府将征收力度转向非税收入。今年7月，财政的非税收入同比增速比6月突然增加了30多个百分点。其中，地方非税收入同比增长20.8%;中央非税收入同比增长58.8%。财政部对此解释，在中央层面，主要是受石油特别收益金缴库办法改变的影响;地方主要是地方加强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征管。
陈少强说，在增收思路上，“中央和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非税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公共资源、国有资产的收入，包括以前不太受关注的广告权、道路使用权等。
徐进告诉财新记者，过去一些非税收入征管时标准放宽或实行了减免，但现在这些正在收紧。如果某些项目收入上升幅度非常大，往往不仅是应征部分加强征收，还包括补征以前漏的部分。公共资源收费项目繁多，如涉及个人的公共资源收费，电费、水费、排污费;到政府机关获得公共权益时，要支付相应工本费;企业出口需政府给予检验，鉴定时亦产生相关费用等等。各地情况不尽相同，自由裁量极大。
如在广西，除强化税收征管外，最近更部署增建公共停车泊位、户外广告征收机制、改革垃圾处理收费方式、加大土地出让金征缴等工作。
更为显性的是，在税收增长比较困难的时候，地方政府对国有资本收益的要求提高，“能多收一些尽量多收一些，以保障政府的正常需求” 。
以短期应对财政压力的手段而言，除了在增收上想尽办法挖掘潜能，举债也是极其常见的。在鄂尔多斯寻求银行贷款而不得，而东莞风传政府贷款支付公务员工资之时，杭州融资平台的境遇却在好转。
杭州财政局一位官员称：“去年贷都贷不到，(利率)起码上浮10%以上，20%以上都拿不到。”但在今年，经济下行，银行不寒而栗，对企业放贷非常谨慎。“ 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愿意放给地方政府平台 。”银行上门推销，令政府融资平台得以较优惠的利率甚至基准利率拿到贷款。
另一种手段则是开放民间投资。7月16日，广东省发改委宣布首批推出省市面向民间投资招标重点项目44项，总投资2353亿元，涉及交通、城建、社会事业、产业园区等向来以财政和国有资本垄断的领域。
尽管此举已经推动多年，是“对涉及公共资源利用的项目实行竞争性配置” 的改革需求，但广州发改委一名官员也向财新记者坦言，财政吃紧，各级政府都在抓紧拿项目出来，向民间资本开放。
开源发力的同时，地方政府的节流减支却被认为“停留在口号”。
前述杭州市财政官员对财新记者坦言，地方对缓解财政压力根本思路与2008年无异：“保证地方现金流不断，寄希望于中央政策放松，地价好转，难关就渡过了。”
扩张止不住
以继续扩张解决扩张带来的困难
与勒紧裤腰过日子相比，地方政府更有“做大蛋糕”的冲动。国家统计局投资司调研员王宝滨在2011年底曾撰文指出， 2011年以来，中央项目投资低速增长，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高位运行， 地方项目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达到94.1%，成为投资增长绝对主力。
这一趋势在2012年变本加利。宏观经济内外受压之下，各地政府正在为“稳增长”加紧宣示投资计划。在已公布1-6月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28个主要城市中，增速超过全国增速20.4%的达到21个，其中贵阳增速高达57.9%，兰州、海口超过40%，东部沿海的宁波、福州，投资增速亦在30%以上。
从西部的贵州、中部的长沙，到东部的广州，数以千亿计的政府投资计划相继曝光，虚虚实实。此举被视为“地方版4万亿”，以拉动经济和资产价格提升。地方仍然期待，中央政府终会打开闸门，重演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那一幕。
前述杭州财政局官员认为，地方领导对经济形势和资产价格极为敏锐。“只要中央敢稍微放点风声，它就敢做得很大。”
扩张， 意味着更多的负债更大的杠杆。按审计署的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致10.7万亿元。审计署报告也指，截至 2010年底，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由于偿债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截至2010年底，有22个市级政府和20个县级政府的借新还旧率超过20% 。
陈少强对财新记者说，地方政府的选择，一是像以前一样，大干快上，债务不断往后累积，争取在发展和增长中化解债务; 二是招商引资化解债务;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新的增长点。但在地方政府任期之内，大干快上仍是最为有效积累“政绩”的方式，也是做大经济规模的不二法则。
至于偿债，前述杭州财政局官员对财新记者说，他曾询问某地方政府官员，“借这么多钱怎么还呢?”对方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考虑。”他指，缺乏问责的地方政府，倾向将债务风险转嫁给银行，期待最终由中央政府兜底。
事实上，这也是地方政府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找寻到的发展捷径。分税制后，税收大头在中央，中头在省里，市县一级可以得到的钱相对少，这一机制刺激地方政府把经济蛋糕做大，“可以多分一点”。1998年预算外资金使用规范化后，地方政府最大的主题就是土地财政，平台融资。
“现在这轮调控最大打击点就是土地财政。”上述官员指出，但多年来的惯性之下，地方仍倾向继续举债扩张，等待土地财政解套。明显的例子，除了“地方4万亿”姿态的摆出，是上至北上广深，下至义乌、芜湖、中山等地方政府表态严守中央政策红线，实则积极推出“擦边球”地方办法，频频试探中央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松动迹象 。
另一方面，客观上，地方解决民生的刚性需求存在，也使得地方财政扩张难以止住。8月22日，《中国证券报》发表兴业证券的研究文章指出，“目前部分大城市因为道路拥堵而采取机动车限购政策，排水管网建设滞后导致城市内涝来看，地方政府的投资不是多了，而恰恰是少了。”
以深圳为例，2012年，深圳市政府投资重点投向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综合治理、城市基础设施、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社会建设和民生领域以及产业转型升级领域，共安排投资计划401.6亿元，占全市政府投资计划的87.1%，其中：社会建设和民生领域投资385.3亿元，占全市政府投资计划的83.6%;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领域投资16.3亿元，占全市政府投资总规模的3.5%。
与欠发达地区不同，发达地区很难再以土地财政为这些支出买单。 陈少强告诉财新记者：“在不少发达地区，土地指标把'十二五’的都用完了。像江浙一带，把荒地、复垦的都用了，已经没有什么地可以用了。”
兴业证券的研究文章称，地方政府投资与中央项目涉及的大产业投资不同，本身主要还是为地方公众服务，其中约50%属于使用者付费的盈利资产，可弥补另外50%的非盈利资产亏损，整体上就可以实现盈亏平衡。而这些投资改善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从而间接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与税收收入提高。
但是，扩张性地方财政能否被规制在民生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等正确方向，不得而知。“大政府经济”失控，将导向经济转型和政府税源涵养的反面。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指出，当政府不断透过所控制的资源，如税收优惠、补贴、土地、环保标准、矿权等等，引致私人投资时，企业将偏离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异化为营收最大化目标，以累积更多与地方政府谈判的筹码，企业利润越来越靠政府补贴和土地等不动产升值。
减支难
必须减支，但从何减起?
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计，中央政府自2010年以来推行结构性减税，其中重要一条即是在地方推行“营改增”试点。 刘煜辉认为，这次减税的内质“实际上是减支，准确地讲是减阻碍成长的开支”。
地方政府也预期“营改增”后会加剧地方财政收入减收。作为地方税种的营业税，将变成中央75%和地方25%共享的增值税。地方政府对此极为冷淡。
深圳地税局人士透露，营改增在当地将分步走，第一步税收还是100%归缴地方。深圳将在11月1日正式实施营改增，目前系统仍在测调试。
随着“营改增”试点逐步扩大，再不减支，而以短期的增收挖潜应付越发困难。
在那些财政收支腾挪突然由宽裕变得困难的地方，政府过紧日子的姿态也很明确。在东莞工业镇石排， 已数次召开镇党委会议讨论削减开支，计划将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政府专项资金经费削减掉几千万元。
在省级层面，广东省长朱小丹在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上，亦强调“要厉行节约，实行最严格的支出控制”，要求党政机关带头压减行政支出，过“紧日子”，并控制临时新增开支，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标准，“省下钱来保民生”。在省会广州和深圳，官方数据都显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近两年处于零增长或低增长。
刘煜辉指出，中国政府减支的空间巨大，包括维稳开支、三公消费、低效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所形成的财政补贴等等。不过，在现有的财政收支机制下推行减支，这些领域的减支推进极其有限。
以三公消费而言，中央在2011年给省级地方政府提出的公开三公经费的期限是“两年内”。目前，北京、上海、广东、新疆、四川、湖南等省份已开始对外公布相关数据，但在市、县一级政府，以及政府财政控制的国有机构，则仍没有公开时间表，更无法涉及“减支”。
一直致力于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吴君亮认为，当下减支力度只是浮光掠影。政府连年提高财政开支，到去年亦是历史最高点，“能花的都花掉了”，处处是能升不能降的刚性支出。惯性之下，在财政压力中焦躁不安的地方政府，转身自省奋而改革的机会，究竟有多大?
竭企业而渔
“以往政府也不怎么催各种税费，现在没钱用，想起一笔是一笔，一下子就溯及到几年前的各种税费”
地方财政没钱了，企业最痛苦。政府的工程还得接，哪怕垫付的工程款不知何时能收回;上门征税费更勤快了，得给;至于政府发布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只能眼馋，心知肚明，“看得见，摸不着”。
经济难预期，政府行为可预期。企业各有生存智慧，衍生出一场扭曲的“变形记”。
政府项目：难做还得做
受影响最大的，是大大小小吃财政饭的供应商，政府项目已不是“香饽饽”了。
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的某部门经理肖文称，两年前广州召开亚运会时的工程款至今未结清，“欠了我们好几千万”。市政集团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肖文认为，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做政府或者城投集团的项目，因为需要垫付工程款，“风险比较大”。
广东省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的一名员工也对财新记者表示，该公司数以亿计的应收账款，“绝大部分都是政府的欠款”。
这两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均与市政工程密切相关。正如公路勘察规划设计院这位员工所说，“做这类大型项目，最好的光景是2008年底4万亿投资时。项目特别多，员工待遇也好。”让他郁闷的是，自那以后，“工资年年降，现在的收入比2009年少了30%左右。”
收欠款被这两家公司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上。他们找政府收款，不但需要整天坐在财政局，还要“时刻保持微笑”。
对这些吃“财政饭”的企业而言，政府与一般工程业主有本质区别。民资如果拖欠工程款，企业多半会诉诸法院;但政府拖欠工程款，这就不是办法。“民告官胜算很小。就算告赢了，这次赢了，未来却全部输了。”肖文说。
政府拖欠工程款，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大型企业。
知情人士透露，在东莞樟木头镇，以往各项市政工程均由政府官员的“关系户”独揽，但今年官员们主动提示“关系户”们不要参与政府工程，原因是“付款困难”。
2012年广东省上半年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情况显示，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电网、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度均未达到平均进度水平。
税收：“协商税制”趋紧
财政没钱了，征费税收力度就上来了，企业偷税漏税的动力就增强了，发票的价格就暴涨了。现实中猫鼠游戏的逻辑就是这么走下来的。
不赚钱的生意没人做，赚钱的生意杀头也有人做。要偷漏税，买增值税发票是常法。增值税税率为17%。东莞老板周锋最近发现，“买发票的人多了，发票就涨价了，以前是(票面价格)的3%，现在最少也要6%才能买到。”
偷税漏税的手段还有卖家和买家约好不走公账只走私人账户，这就不需要发票。此外，企业大幅提高招待费，伪造员工名单以提高账面上的人力成本等，均是惯用的手段。
这些招都使上，“(企业)增值税(实际征收税率)能够做到只有5%左右，要更低就难了。”在东莞开化工厂的吴先生称。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企业这些招数，税务部门明镜似的。“只要真查，都能查到偷税漏税。”多名接受采访的企业主均表示。官方总是有大招：比如企业拿一万元钱发票来，他们只认定八千元，剩余两千元必须缴纳增值税。“税务局内部有个净税负的概念，以前要求达到2%，现在提高到了5%。”吴先生说，“不过各地税务局的标准不一样。”
在珠三角，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也开始对外企征收了。这两项税费以前对外企免征，近两年取消优惠。比克董事长李向前说，“大概为此每年多付几百万”。
征管有松紧绳，与税务局搞好关系，对企业至关重要。
广东省中小企业促进发展会秘书长谢泓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中国没有税率，有的是税务局和企业的'协商税率’。”
周锋亦表示，每年底都有一阵“查税风暴”。去年年底，他接到税务局电话，通知，企业所得税“交得太少了”，让他“再补五万块”。一番讨价还价，他补交了两万块。
现在，他一次性地解决了协商机制，找“在税务局有关系的人开的会计事务所”来理账目。“他们提供服务，我付费，天经地义，”他说，“而且他们也不会来找我麻烦了。”
费：税制健全了，费却不见少
商人都不天真，但“搞关系”这件事，跟本地企业相比，外资还是外行，就算台商也不行。
广东省政协委员、东莞台商投资协会前会长叶宏灯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称，“我们只希望政府能够把费取消，该缴的税，我一分钱不少全都交。”
叶宏灯介绍，东莞有台商6000家。许多20年前就来到这里，那时税制还不健全，很多依靠收费而不是征税。20多年过去，税制是越来越健全，费却不见少。
比如土地使用税和土地使用费。从2008年8月1日起，东莞市地税局开始向企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许多企业多年前进驻时，就与村委会签过合同，缴交土地使用费。以一家占地超过350亩的厂房面积计算，每年得缴纳上百万元的土地使用费。现在，开征土地使用税后，这笔费用依然存在。
作为省政协委员，叶宏灯在今年广东省“两会”上提案，要求清理中小企业的若干项费用，比如堤围防护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综合服务费、电力附加费等等。广东省政协曾对此进行专题调研。
广东省物价局回复称，“截至目前，我省共有涉企行政事业型收费145项，其中135项为国家定项目。”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但国家、省级政府要收取各项费用，到镇政府、村委会，亦存在各种费用。广东省各部门亦向省政协做了专题汇报。“各部门都有红头文件，都认为自己的收费是有据可依的，不能不收。”叶宏灯说。
东莞台商投资协会秘书长赵维南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亦表示，“现在收费摊派的情况太多了。平时政府也不怎么催各种税费，现在没钱用，想起一笔是一笔，一下子就溯及到几年前的各种税费。”
叶宏灯说，多家台商已经在考虑离开珠三角转战东南亚。“他们不准备往内地转移，觉得去了内地，这样的情况会更多。”
常规费用之外，各地行政罚款的事由越来越多。进入8月以来，沈阳、汕尾、济南，这一幕一再上演。甚至连东莞出租车司机都能感受到罚款力度的加大：“以前白色实线变道是不罚款的，现在开始罚了。起罚点从150元提高到了200元。”
补贴：看得见，摸不着
缓解中小企业困境，是各地政府一再宣示的政策目标，扶持政策陆续出台。但多位接受采访的企业主表示，扶持政策“看得见，摸不着”。
谢泓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这么多政策，真正能够落实下去的只有一条，就是个体工商户月营业额低于2万元不征税，因为这一条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在各项“有条件”的优惠政策中，一条起码的条件即为“账本经得起检查”。周锋说，“只要去查，哪个企业经得起查账呢?”叶宏灯也举例说，高新企业可以只缴纳15%的企业所得税，但高新企业有“硬指标”，30%的员工得有工程师职称。这在叶宏灯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在山城重庆，扶持微小企业的口号也喊了多年，但小企业主们却发现，补贴申领的等待时间越来越长，落袋困难。
多家企业主均表示，并不指望能享受到优惠政策，能够享受而且年年享受优惠政策的，“都是那些和政府很熟的企业。”
政府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亦出台种种试图引导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于有能力拿到优惠政策的企业来说，这里的确存在巨大利益。
比如动漫产业。一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的动画节目，每分钟基本补贴就近2000元。截至2010年底，全国成立各级动漫产业基地超过40个。然而业内人士称，“很多基地都是政绩工程，打着动漫政策的旗号圈地、拿优惠、拿补贴，企业在政策优惠到期后，往往会拔腿走人。那些低价或者免费得到的园区土地，则会转而开发房地产。”
深圳市勤达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严伯勤也表示，目前LED行业普遍存在从政府获得政策补贴获得利润增长的心理。“前几天还有朋友过来借我的样品，拿去自己的公司应付政府的突击检查。这就是靠政府补贴生存，拿到补贴再去搞别的。”
“这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谢泓说。他认为，目前经济不景气，一批亏损的企业倒闭，但政府税收计划并无调整，依然以每年10%以上的增长速度为目标在征收，使得仍在经营的企业要承担更重的税负，“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文中肖文、周锋为化名
鄂尔多斯寓言
地产冰封，煤业低迷，招商失灵，鄂尔多斯政府仍欲以更大投资摆脱过度投资带来的困境，甚至转向民企借款
大街宽阔，但空空荡荡;酒店林立，但冷冷清清;工地处处，但多数停工;售楼处还在，但门可罗雀。
曾经“中国最富城市”，鄂尔多斯如今几乎经济停摆。
因煤而富，鄂尔多斯，经济增速连续九年位列全国第一，人均GDP超过香港。但在去年楼市冰冻、民间借贷资金链断之后，超速发展顿然刹车。今年经济不景气，更把鄂尔多斯立市之本的煤炭业也一下推入低迷。经济危机就在眼前展开，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人都没钱了，钱都变成了钢筋水泥”。
在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回落之后，鄂尔多斯政府没有钱再支撑庞大的投资计划。为了找钱，官员们拜访各大银行，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贷款;城投公司连年发债;继续推进以煤矿换项目，吸引外来投资落地;希望引入外部资本成立产业基金，救助僵死的房地产;甚至，政府还向当地的大型民营企业、拆迁户伸出了借款之手。
一个没有人口支撑，主要依赖能源开发的地方经济，似乎转无可转，最终还是只能指望投资拉动，银行贷款。一位不愿具名的鄂尔多斯市政府官员对财新记者表示，“下半年，鄂尔多斯要抓住政策微调的机会，争取增加信贷，扩大投资。”
就算再来一轮激进的政府投资，能救鄂尔多斯于经济危机吗?“鬼城”康巴什新区的市政府前，广场偌大，空无一人，只有巨大的雕塑伫立着，静看草原枯荣。
房地产冰封
从机场途经伊金霍洛旗、康巴什新区，再到东胜老城区，沿途一个接一个的烂尾楼盘，塔吊静止，钢筋水泥裸露。一名开发商告诉财新记者，鄂尔多斯市区70%左右的在建工程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资金链断了，没钱。”
少数没有停工的项目，进度也明显慢了下来。鄂尔多斯星河湾项目现场的工人告诉财新记者，施工人数比去年少了一半多。伊泰华府、万正城等项目也大抵如此。
东胜区建设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政府曾摸底过楼盘的动工情况，“现在还能动的要么是政府下属的开发企业，要么是有能源业务的综合大型集团。单一业务的房地产公司基本都停了。”
财新记者走访的多个项目售楼处均是门庭冷落。有的项目已经建成，由于无人问津而一直无法开盘。
东胜老城区一个核心地段项目的销售人员直言，今年没有卖出去一套房子。伊泰置业总经理王永军对财新记者称，楼市处于冰封状态，一两年内都难有起色。伊泰置业在鄂尔多斯的两个项目，从卖期房转为卖现房。
东胜区政府公布的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报告显示，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626平方米，下降93.2%。东胜区是鄂尔多斯主城区，其他区域更糟。
房价已降，仍有价无市。城区边缘的普通项目，现房均价从单价7000左右元降至4300元;高端项目从2万元以上回落至1.5万元左右。星河湾5月间推出了88套特价房，价格从去年的2.4万元/平方米降至1.5万元/平方米，依然无成交。一些停工项目的期房价格倒是坚挺不动，“因为现在没人买期房，降价也卖不出去。”而且，停工项目多是高负债，开发商担心降价后“资不抵债”。
财新记者走访当地多家国有商业银行，均已收紧了对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贷款，住房按揭贷款也只针对首套房。中国建设银行鄂尔多斯分行公司业务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该行已经全部暂停房地产开发贷款。工商银行方面则表示，只有本地少数的大型综合企业才能拿到贷款，其余一概不谈。
鄂尔多斯市政府从去年底即提出要“救市”，包括政府回购商品房用作保障房、成立城市建设发展基金等。由于政府缺钱，外来资本对这些口号并无信心。
当地一名开发商对财新记者称，造成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今日局面的原因，除了房地产宏观调控紧缩信贷和当地民间高利贷崩盘之外，鄂尔多斯政府强烈的造城冲动和无节制的批地也是重要因素。
在最高峰时，鄂尔多斯的房地产用地指标占据了内蒙古自治区指标的一半。2011年，鄂尔多斯全年房地产开发施工面积超过4100万平方米，其中新建住房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米。而鄂尔多斯城区包括外来人口在内也只有60万人。
巨量供应缺乏产业及人口的支撑，泡沫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万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边燕云预计，鄂尔多斯至少需要3-5年的时间来消化现有存量房。
土地市场也进入了冰冻期。东胜区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今年以来没有一幅土地成交。另据鄂尔多斯市政府网站的统计数据，今年前5个月，鄂尔多斯全市完成房地产投资57.4亿元，同比下降50.3%。
地方财政的减收随之而来。今年上半年，鄂尔多斯市地方本级收入236.07亿元，增长8.95%。增速较往年大幅下滑，主体税种中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均出现减收，其中土地增值税受房地产行业影响，减幅达33.28%。纳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的土地出让金也大幅下滑八成以上。
煤炭支柱倒塌
以往的夏天，从鄂尔多斯到包头的高速公路经常拥堵，满路都是拉煤的大卡车。但今年8月，这条道路却格外通畅。一位拉煤的卡车司机告诉财新记者，今年路上跑的拉煤货车少了近三分之二。
煤炭是鄂尔多斯财富的起源，也是其城市快速扩张的最大原动力。鄂尔多斯的地下储煤量占全国的六分之一，2005年鄂尔多斯超越大同成为全国产煤第一大市，2011年原煤产量超过5.8亿吨。从2003年开始，鄂尔多斯在“黑金”的支撑下经济起飞。
这一单一的经济支撑，于今年轰然倒塌。从今年4月开始，鄂尔多斯的煤炭坑口结算价开始下降;5月之后，当地煤场出现了积压。
一位参与当地煤炭调研的银行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目前鄂尔多斯全市煤矿数量为306座，正常生产的只有101座，其余大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一方面是经济不景气，国内煤炭需求量急降;另一方面是价格较低的进口煤的大量涌入。在坑口价连续下挫之后，鄂尔多斯当地的一些煤炭企业选择停产来减亏。
煤炭一直是鄂尔多斯地方财政的最主要来源。当地煤炭行业人士向财新记者介绍，每吨煤的税费合计约70元，其中增值税30元/吨，地方政府税费约23元/吨，地方收的煤炭调节基金15-20元/吨。在最高峰的2008年，仅原煤销售对鄂尔多斯GDP的贡献就超过60%，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超过50%。
政府无招
近年来，鄂尔多斯政府热衷于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政府仍希望借此途走出经济衰退。
东胜老城区的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其后的铁西新区开发相当于再造了一个老城区。2004年鄂尔多斯又启动了康巴什新区的建设，提出要打造百万人口的中心城市。现在，面积更大的铁西三期启动开发。
重复建设是必然的。据财新记者了解，2008年才投入使用的演艺广场将被拆除，新建公路铲掉重新拓宽，全民健身中心完工不久，新的体育中心又已经开建。
整个鄂尔多斯市今年在建项目总投资超过1500亿元，其中包括600公里的高速公路，18个大型变电站，14个分布在全市各旗县的工业园，每个工业园区的面积均在几十平方公里以上。而这一数据在2010年是800多亿元，2011年是1070亿元。
但是，煤炭市场低迷，房地产市场冰封，地方财政大幅减收，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失去了主要来源。鄂尔多斯市政府今年以来苦于找钱。鄂尔多斯市市长廉素在4月间表示，“要千方百计扩大信贷规模，确保今年新增贷款500亿元。”
这500亿元一直难有着落。当地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鄂尔多斯的新增贷款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今年，四大国有银行在鄂尔多斯已经发放新增贷款100多亿元，面向本地大型企业，集中在煤炭和电力行业。“基本没有给房地产贷款，也不参与政府基建项目的贷款，现在与城投公司的合作也很少。”这位银行人士称。
过去两年，鄂尔多斯市、区两级政府平台公司已经多次融资。鄂尔多斯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在2010年5月发公司债28亿元。鄂尔多斯市城投公司在2011年4月发行7年期10亿元城投债，2012年又与中信信托合作推出应收账款流动化信托项目融资8.57亿元。东胜城市建设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2012年2月发出20亿元城投债。东胜城投集团公司称，从2009年至今已累计融资超过100亿元用以支持城市建设。
据东胜城投公司2011年审计报告披露，其负债在三年间猛增了20余倍，从2008年底的6.34亿元增长至2011年底的140.4亿元。
从2011年开始，国务院开始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受国家调控政策影响，鄂尔多斯政府平台公司的融资渠道收窄，今年新增贷款较少，也没有新的发债计划。”上述鄂尔多斯市政府官员对财新记者表示。
政府需要开辟其他“财路”。当地企业证实，政府开始向当地大型民营企业借钱。据东胜城投公司2011年审计报告显示，东胜城投以委托贷款的形式从内蒙古伊泰集团、鄂尔多斯满世房地产开发公司借款6亿元。此外，东胜城投还以“暂借往来款”的名义向北京星河湾房地产公司、鄂尔多斯市佳奇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内蒙古雄鹏建筑有限公司、东胜区建设局和国资公司借款共计约19.26亿元。
除此之外，鄂尔多斯当地的民营基础建设公司也开始被政府拖欠工程款。仅康巴什新区的建设工程款负债规模即有50亿元左右。
甚至有消息称，康巴什国资投资公司一度计划向当地的拆迁户借款。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今年6月康巴什国投公司想通过暂扣当地农民征地补偿款，而后以高息返回的形式向民间借款，还想让被征地农民将补偿款存入商业银行，然后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借贷至康巴什国投，其中支付商业银行千分之二的手续费。
据财新记者了解，因拆迁村民不同意，这一计划后来并未执行。
土地和煤矿，一贯是鄂尔多斯政府用以招徕外部投资的“法宝”。除了低价甚至免费的土地之外，当地政府还承诺20亿元以上的投资可以配送亿吨级的煤矿，但在早年配送的一些煤矿被企业转手卖掉之后，当地政府与投资企业博弈深化，“投资到位一步，探矿证和采矿证的审批才能相应跟进一步。”上述市政府官员对财新记者说。
这种以“能源换项目”的产业升级思路，并不被外界看好。财新记者在装备制造基地看到，规划的道路已经建成，但空荡荡的园区依然一片荒芜，仅有极少数的厂房建成或在建。“当地没有配套的产业链，所有的零配件都需要从外地运进来，仅在当地组装就没有意义。”入驻的一家装备制造企业的工作人员说，在鄂尔多斯当地甚至都招不到熟练的钳工。
伊泰置业总经理王永军也表示，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产业升级，鄂尔多斯亟需解决人口瓶颈的问题。
此外，更令鄂尔多斯政府头疼的是，房地产市场冰封之后，用于抵押或作为城投债还款来源的土地已经大幅减值，依靠土地来还款或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
“之前政府可以拿土地来抵还工程欠款，但现在房地产形势不好，土地不值钱了，公司也不愿意要。”一家路桥企业的工作人员对财新记者说。
节制公权力的扩张
地方债务激增主因不是财力不足，治理之道在于构建遏止地方政府预算失控和投资过度的政策机制
当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下行时，地方政府财政注定陷入困境。收入萎缩并不是造成财政困境的根本，经济增长对政府财政刺激的依赖，和由此造就的地方政府毫无节制的扩张冲动是关键。地方政府的手越来越长：继续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地方财政资本金撬动，而经济增速放缓，想方设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反而会加重企业等纳税人负担，进一步损伤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目前旺盛的需求主要来自于地方融资平台，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地产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隐含着越来越强的“软预算约束”体制造就的“庞氏”风险，机会主义行为总是能将中央银行推向最后贷款人的难堪境地。
尽管当前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不完善，但一味强调因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失衡导致地方债务激增的说法，可能已经明显偏离事实。
如果真是中央将事权层层下压给了地方政府而导致地方不堪重负的话，那么地方借来的钱都应该用于当地的经常性开支，越贫困的地方欠债越多。事实却是，地方政府的举债资金主要是用于由当地政府安排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所需要的资本性支出，而不是用于地方经常性服务项目的支出。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并不与当地财政状况呈现反向关系，甚至越富的地方越热衷于搞额外收入。
要害在于，如果地方政府债务激增主要是由于地方财力不足，治理之道就在于拓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而如果地方债务激增主要是由于地方公共资本预算失控和投资过度，那么治理之道就在于构建遏止地方政府预算失控和投资过度的政策机制。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自2008年底以来急剧膨胀，充分表明，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还没有一个有效机制能够遏止地方政府过度投资的持续冲动。地方政府几乎总是能够找到变通的办法，利用各种途径绕开现行的体制与政策障碍，获取外部融通资金，进而实现将资金用于其所主导的市政建设或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目标。正因为如此，许多地方政府在制定城市发展建设规划和公共资本投资计划时，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预算约束目标。
构建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机制是解决地方财政困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而言，在市场化融资机制下，地方政府需要为获取外部融资而履行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市场投资者会要求一个能覆盖其所承担风险的溢价，这样会对地方政府形成一个比银行信贷要强得多的约束。
在当前情况下，无论是为了限制地方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施加行政影响，还是为了遏止地方政府过度举债，阳光化、透明化都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最近的《预算法》征求意见稿中依然存在明确禁止地方政府发债的条款。但通过债券市场的监督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可以加强对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的约束和监督，市政债券的融资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直接由地方政府发债，列入地方预算，由地方财政还债，这将有利于减轻中央财政单位负担，实现中央信用与地方信用的梯度开发，也有利于清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
——有利于地方政府主动地进行债务安排。
——有利于启动金融市场对政府财政绩效的主要约束。
当然，仅从金融手段来解决地方财政困境是远远不够的，债券融资的方式更多是实现一个财务的并表过程，使政府的基建投资回到政府表内，从而彻底改变当前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体、以土地储备作为抵押支持、以银行信贷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地方政府融资模式，建立以债券市场为主体的融资机制，使得债务处于显性状态。
为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的困境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膨胀，应当建立强化的预算约束机制，这需要构建一个自下而上的有效的政治基础来节制公权力的扩张，简单地讲就是八个字：“预算民主、支出透明”。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课题。
(财新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