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中，呼吁“抵制日货”、对日本发动经济战的主张风生水起。但“制夷”之前需先“师夷长技”，对当下中国而言，“借力日本”比“抵制日货”更具现实意义，切不可因情绪化反日而错失转型机遇。
持续一周多的“反日游行”随着九一八纪念日的结束，正渐趋尾声。在这一过程中，呼吁“抵制日货”、对日本发动经济战的主张风生水起，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不管是赞成派，还是反对派，其实存在一个共同点，即都清楚地知道抵制日货需付出代价，只是对代价的预估存在起义，赞成派认为“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反对派认为“伤敌一千、自损一万”。
在“反日示威”风起云涌之时，新浪财经在东京与日本企业界人士调查了解发现，几乎所有进军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都认为，“短期内撤离中国市场是很难的”，但同时也指出“'中国风险’(ChinaRisk)比预想中的大”。
日本一家知名财经杂志的副总编对新浪财经表示，“中国的这次过激的反日示威，日企遭受的实际损失并不是重要的，关键是对日企的心理影响很大。在日企心中，始终存在'中国机遇’(ChinaChance)和'中国风险’(ChinaRisk)两个概念，这两者是此消彼长的，二者比重的大小会影响日企今后的世界布局战略”。
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日企需要依赖中国市场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正如长江商学院院长在接受新浪财经专访时所言，“中国是日企最好的救命稻草”。但这种关系，说白了是“鸡蛋”与“篮子”的关系，对于中国这个“篮子”而言，就真的不然需要日企这枚“鸡蛋”了吗？
从经济史角度来看，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是靠抵制而获得成功的。事实上，对当下中国而言，“借力日本”比“抵制日货”更具有现实意义，切不可因情绪化的反日而错失转型机遇。
索尼原总裁出井伸之在接受新浪财经专访时曾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一个事实，但另一个事实是，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居然还没有培育出可以代表这个国家气质的民族产业，我长年去中国出差，每到一个地方，问其今后有望的产业是什么时，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金融、IT、房地产”。
日本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关志雄则对新浪财经表示，“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至少还有40年”，关志雄认为，“日本在陷入所谓'失去的十年’后，日本人信心丧失殆尽，中国人则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信心大增。我提差距还有40年，很多人认为这是低估了中国经济。确实，上海等发达地区与日本的差距已经不大，在高层建筑和高速道路等硬件方面，现在的中国要比40年前的日本先进，但大部分内陆地区落后日本不止40年”。
关志雄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出发点是人口红利消失，解决的方法是产业结构升级，只要中国经济转型得当，经济前景依然看好”，“由于两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差距还很大，所以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正因为这种互补关系，两国的合作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利共赢”。
关志雄将产业升级视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中国国内在提倡自主创新，这当然很重要，但自主创新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当下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是要把劳动力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即使搞自主创新，也并不意味着要闭门造车，还得从海外引进技术，要利用大国市场优势，主动出击，吸收消化”。
日本被戏称为“工匠之国”，日本人在骨子里充满了“崇尚实业”的因子，在民族根性上存在对技术和细节精益求精的倾向。在日本，主导经济的是经团联，经团联会长被誉为“财界总理”，基本上都出身于三菱、丰田、东芝等大的工业集团。
与经济深受华尔街金融家们控制的美国不同，金融业在日本只是作为一种工具，几乎未作为独立的产业来发展，金融业被视为是日本的软肋。准确地说，日本的金融只是为产业提供润滑剂，基本上很少有人去玩所谓的“资本运作”，当日本“活力门”创始人堀江贵文鼓足勇气去“吃螃蟹”时，会显得格格不入，并最终遭逮捕。
正是因为这样的民族特性，让日本在金融方面吃尽了苦头，但也在实业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正如潘光旦所言，“在亚洲，堪与德意志民族媲美的恐怕只有日本”。
冷静分析便知，中日两大经济体在贸易领域的合作，以及产业分工的垂直整合方面，具有一种理想型的优势互补效应：作为发达国家，日本的优势集中在工业、数字化生产与制造、服务业和企业新产品开发等领域，与中国依赖规模经济崛起，人力成本优势突出，迫切希望提升制造附加值的特征与需求完全互补。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以机床、电子元件等高技术含量产品为主，从中国进口的以低附加值的纺织品、农产品、日用家电产品等为主。
事实上，这种互补性价值早已为中日两国企业所认同，过去十年，日本在华企业数量增加了三倍多，日本前1000家大企业在中国均设有生产与销售基地。
而中国企业也迎来了难得的“并购日企”的历史性机遇。早在2010年中国企业对日并购在数量上就已居于各国之首，在对日直接投资额国家排名中排第八位，投资额较前一年增长高达302%，中国的重要性空前凸显。
在金融危机与本国经济长期低迷双重夹击之下，日本政府也在大幅改进引资政策，先后多次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各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各具特色的招商引资计划。日本企业引入中国股东，由此吸纳中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日益迫切。
因此，在中日经济角力，中国凭借巨大的市场暂居优势的当下，中国要做的绝非情绪化地将日本抵制出去，反而更需与“曾经傲慢”如今“有求于中国”的日企加强合作，以获取其宝贵的技术与经验。
同时，对中国而言，如果想培育一些实实在在的产业，在“抵制日货”之前，不是更应该虚心地学习日本“产业立国”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业强国”吗？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抵制日货”、对日经济战，我们才能喊得更有底气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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