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许正中
地方投资持续升温最近的一个明显例证是，四川省宣布在2012年到2013年间将投入3.67万亿元完成2242个重大投资项目。而从今年5月初到现在，中央主管部门批准的大项目总投资额在达到7万亿元人民币之后，据称最近更大幅刷新或超过20万亿元。舆论担忧未来若不能有效解决投资与增长的比例关系问题，则产能过剩和通胀或因此很快重现。
《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许正中教授，请他就相关问题发表观点。
基础设施超前发展
获难得机遇
《华夏时报》：由于担心经济下滑过快，中央政府最近两个月批准了很多项目，各地方由此发现“机遇”，纷纷搭车扩大投资，投资规模一个比一个大，许多停建缓建的项目再次推出，有担心认为这可能只是水中月而非雪中炭。你怎么看？
许正中：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宏大背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从三驾马车换作三大驱动轮：创意、技能和高新技术。以往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进出口和消费，其中消费部分，政府消费占据首要位置，老百姓的消费只占很少部分。现在为了遏制经济下滑，惯性思维中只能是依赖政府投资。反过来看，在中国加速工业化阶段，能够让基础设施无论是硬设施还是软设施都获得超前发展，这是经济起飞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
创意、技能和高新技术，这新的三大驱动轮，将使中国经济获得持久动力。人的欲望无穷，而科技能实现人的欲望。最近我去广东顺德做调研时看到，那里的某热水器厂居然拥有占整个热水器行业专利数50%上600多项专利，这很难得。顺德还有生产无风叶风扇或无油烤箱的工厂，这些生产技术和产品创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在顺德的工业设计园区，那里有一种新产品，将原本卖3美元的烤面包机和卖7美元的加热器合二为一，卖到了12美元一只，从中可见创意的增值作用。在技能方面，我们都知道目前中国最缺的就是高技术工人，未来高校应该更多培养掌握高技能的学生。而科技，其最重要的作用，是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比如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等。
总之，在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经济下滑期，加大投资投入，是一种思维惯性，而向创意、技能和高新技术方向发展，则是一种根本转型。
《华夏时报》：主管部门批准的大项目总投资额在达到7万亿元之后，据称又大幅刷新或超过20万亿元。一般认为当下的投资结构往往决定未来的经济结构，所以是否应该考虑如何慎用投资工具，避免重蹈行业产能过剩的覆辙？
许正中：正面来看，产能过剩只是对当期消费而言，对未来消费却未必存在。在农业社会时代，产粮若消耗不完，作为余粮，一段时期以后就作废了。但当代社会，创意的替代、科技的替代、消费的替代，速度太快，若说过剩，将是同一技术、同一水平、同一产品的过剩。比如钢材(3597,47.00,1.32%)过剩，中国钢材的过剩只是结构性过剩，是低端产品的过剩，高端产品却存在巨大缺口。以高端产品替代低端产品，现在显得非常重要。
赞同城镇化
作为稳投资重要方向
《华夏时报》：目前为应对经济减速，政府依旧认为投资是稳增长的主角。而在投资方向上，主管部门提出要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稳投资的重要方向。对此，你怎么看？
许正中：我非常赞同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稳投资重要方向的提法。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是城镇化。现在中国农村资源的闲置率要比城市的资源闲置率高得多，农村人均占有耕地或非农土地的比例，要比城市大得多。很多学者在这方面缺乏基本的调研，这需要花大力气去进行普查。
邓小平曾经说，中国没有规范化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这件事可能让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很难，这件事现在不解决，一百年二百年以后还得解决。所以，这不单纯是城市化问题，而是农村自然村落的消亡问题，也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为此我曾提出“三元互动与统筹城乡战略”。我认为，在中国社会多元复合转型中，实现现代化要进行八个转型，而城市化转型是最重要的部分。
采取“创业元、培训元、安居元”“三元互动”模式可以很好解决这一转型问题。“三元互动”是城乡统筹的一种新机制，每一项机制的创新与蕴育，都需要一个适合它生长与发展的土壤，也就是说需要构建一个科学的社会普遍服务体系来培育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城乡统筹向纵深发展。
《华夏时报》：目前中央政府已经把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希望，放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上，认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是扩内需的有力杠杆，中央政府相关的投资意愿十分强烈，地方政府虽也有强烈投资愿望，但投资方向上可能未必完全遵循中央政府所强调的方向，而可能是那些见效快的项目，这里是否有危险的倾向需要防止？
许正中：这看起来危险其实并不危险。比如地方政府通过发债方式融资，而只要发债就是信用主体，未来就必须将财政公开，这将是现代制度建立的开始。通过发债，其财政收入、还款保证、经营状况，未来都要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化。最怕的是地方政府失信，地方政府的失信将导致人民失望，也是社会湍流和社会动荡的最大根源。所以，中央放手地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地方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当做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当做扩内需的有力杠杆，这是正确的做法。
经济杠杆可使人民
提前获得幸福感
《华夏时报》：地方政府似乎从来都不缺少投资意愿，但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从哪里来？究竟有多大？
许正中：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缺乏投资意愿，这个冲动其实非常有趣，且现在已经形成政府公司主义，不断地要创造社会价值，在改革的前期或现代化的前期，这是必然现象。到后期，才会越来越脱离经济的杠杆，走向完全社会化和公正化。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上，普遍存在这种状况或趋势。若仔细观察先发国家就可看到，有很多地方政府的破产案例发生，而地方政府的破产和清盘，恰恰是社会进步的开端。
《华夏时报》：四川省宣布投入3.67万亿元完成2242个重大投资项目，钱从哪里来？
许正中：中国每年GDP的增加值都太高了，我们不缺钱。所以，很明显，通过金融杠杆，可以把资金预先垫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融资规模大小，而在于融资的投向和回报。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中央政府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对冲经济下滑意愿已非常明显，那么，在资金来源上，庞大投资的资金配套困难并非不可克服？
许正中：的确如此。邓小平曾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创新，是现代经济创新、产业创新、思维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点。所以我们要深刻把握产业升级和人的创新潜能。而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如果把握错了资金投向，让其反而成了政府扩大信用的机会，最终若政府失信，那就会非常麻烦。
《华夏时报》：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究竟仍将取决于投资增速，还是消费增长？
许正中：消费的推动意味着要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通过使用财政和金融杠杆，提前获得幸福感，然后再用大量的社会动力满足百姓的幸福感。我认为中国完全可以做到跨越式发展，完全可以在允许老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道路上，迅速进行各个方面的创新，这比纯粹用投资和消费来推动经济，重要得多。
中国已经到了变激情革命为理性创新的时代，我们应该用理性创新来解决面临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