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去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陷入工资成本上升、原料价格上涨、出口订单萎缩的“低利润陷阱”，尽管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吸引力仍在，但全球“供给替代”的新趋势正在逐渐削弱中国传统比较优势，中国制造正在面临“前堵后追”的双重夹击。
所谓“前堵后追”，指的就是前有美国等国家“再工业化”围堵，后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追赶竞争。“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与国际资本、技术相结合曾经创造了全球化红利，也使中国极大受益于全球化红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欧等将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到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中国紧紧抓住这一全球化分工的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靠庞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中国也由此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经济模式的代名词。
然而，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衰减、劳动力等一系列要素成本上升，中国低成本优势的逐步削弱，中国制造正面临两大新挑战：一方面，美欧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是国际产业转移中的“逆向流动”，也称“逆转移”。目前，美国已经全面启动重振制造业计划，积极在信息网络、云计算、新能源、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25.000,-0.03,-0.12%)等领域加强攻关，并通过采取一系列税收优惠等政策手段试图促进制造业本土化。
而深陷债务泥潭，同样认识到“再工业化”战略意义的欧盟，正在通过从加速低碳、信息等产业发展，加强工业的研发创新投入，积极推出各类促进工业企业发展政策三大方面重塑工业实体经济。由于中国制造业产能以低端、高能耗为主，在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等方面不具有优势。一旦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引发高端制造业出现“逆转移”，很可能使中国产业结构失衡的状况更为严重，“中国制造”面临着在低端“被锁定”的风险。
另一方面，新兴发展中国家以更低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开始大范围展开，它们将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调整产业分工的机遇，发挥本国的低成本优势，在中低档产品市场承接产业转移。
目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已经开始放缓，越南、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成为接纳工业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阵地，东盟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开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实现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
根据《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今年1月至5月，外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而与之相对的是东南亚地区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入增长，其中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FDI流入量显著增长。贸发组织2012年进行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在由跨国公司评选出来的最受欢迎的东道国排名中，印尼和泰国的位置大幅提前。随着中国最低工资的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企业涌向低税收和低物流成本的国家。在马来西亚，FDI在今年一季度达23.7亿美元，同比上升15%。菲律宾的投资和制造企业也大幅上升。而近些年来，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庞大的北美市场，墨西哥制造发展突飞猛进，今年上半年，墨西哥占美国进口制成品进口总额的14.2%，而在2005年，这一数字仅为11%。相比之下，一直是美国最大进口额的中国，其份额由2009年的29.3%降至今年的26.4%，墨西哥等国正在用中国制造曾经用过的模式来复制中国。
当然，从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角度看，“供给替代”是必然的历史规律，但问题是，面对着越来越激烈的“供给替代”，如果我国制造业不能快速实现转型升级，在高端制造业产品尚未具备竞争力的条件下，中低端制造业产品的竞争力也将被削弱，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的风险将不断增加，我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将受到严重威胁，这将是未来十年内中国面临的最大经济风险，全面重振“中国制造”已经刻不容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