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内需比重中国发展会更加平衡
李东超
嘉宾
贾康
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西蒙·考克斯(SimonCox)
《经济学人》亚洲经济编辑
刘戈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
马宇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彭亚利
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
研究部总监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曹建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
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李一
瑞士银行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
李雷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总裁、
北亚区总裁
严旋
尼尔森大中华区总裁
庄健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
高级经济学家
布鲁斯·麦克恩(BruceMckern)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方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频率副总监
2008年，当金融海啸袭来之际，中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2009年和2010年，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之际，中国经济却仍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力。有人认为这应归功于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但也有人认为四万亿刺激计划用药过猛，加大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甚至将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归咎于四万亿的负面效果。
四万亿刺激计划对中国经济到底是利是弊？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怎样的问题和结构性矛盾？如何破解这些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话题。日前在青岛召开的环球企业领袖·青岛圆桌会上，来自国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共同把脉中国经济，纵论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第一财经日报》作为战略合作媒体，特别予以呈现。
经济下行压力与四万亿相关吗？
贾康：经济的运行和前两年采取的政策是有联系的，但是说目前中国经济下行是因为四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引起的则不对。前几年实施的以四万亿为代表的一揽子刺激方案，使我们成功抵御金融海啸的外部冲击，但我们同时也必须面对它所产生的问题和副作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己内部的深层矛盾凸显所带来的一些挑战和困扰。
当时的情况必须由政府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形成对整个经济托底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比黄金更重要的，四万亿就是要给整个经济运行打强心剂，它在总量上的必要性无可厚非。
四万亿在结构上有非常细心的安排和诉求。首先，1.5万亿元用于解决中国长远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另外1.5万亿元用于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和大型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有1万亿元用于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等方面，其中3000亿~5000亿元用于廉租房和保障房建设，和改善民生紧密相连。其他投入方面还包括新农村建设、生态保护、重点技术改造、升级换代和医疗、教育等硬件投入。总的投资结构没有问题，没有直接涉及到一般竞争项目，没有和民间资本争夺市场。
那为什么会有对四万亿计划的指责呢？我个人认为政府在有些方面确实有缺陷。政府本应该加快化解深层矛盾。但这方面，我们没有看到应有的进展，没有出现一个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的局面。例如怎样节能降耗，怎样理顺煤电价格，怎样破除整个电力行业的过度垄断，怎样破除对电价的不合理行政审批等。这些事关中国进一步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及民族复兴的事情，本应在应急措施出台之后推进，现在基本处于或近乎处于停滞的局面。
西蒙·考克斯：四万亿的刺激计划和中国的经济困难是有联系的，但应该是间接的联系。四万亿刺激计划在前几年是成功的。中国政府今年即使遇到了全球市场不景气，也不愿意再推出刺激计划。中国希望能够进一步平衡经济，即使这会影响到短期增长。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它更能够解决长期的问题。我对于刺激计划还是很支持的，如果存在大量失业，就会引起资源的浪费，还有投资的浪费，刺激计划可以阻止人们失业。
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个是通过银行投资，如果要通过银行，就很难进行真正的改革，因为我们会担心金融产业，担心银行有很多坏账、不良资产的问题。另外，房地产的泡沫也是危机之后政府花了很多努力去解决的问题。如果现在还有一些刺激计划的话，也可以发挥一些作用。比如养老金计划等等，刺激计划可以更侧重这些方面。
刘戈：我认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推出四万亿的刺激政策显然是正确的，就像一个发高烧的病人，这个时候必须用猛药。但现在看来，它的后遗症也很明显。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在各个过程中约束力不太强的情况下，许多钱流向很多非生产部门，被各种腐败、其他权力或大企业等分割。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贫富差距拉大，内需增长乏力。
马宇：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各界对四万亿刺激政策的评价差异非常大。我们在2009年和2010年更多看到的是四万亿的作用，即提高增长，那时大家对政府主导模式的评价是很高的。但2011年之后，对四万亿的负面评价就多了，政府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开始显现。在经济好的时候，希望政府退出，觉得政府干预太多，一旦有了问题，又呼吁政府救市。这其实与经济模式有关。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这是一个基本性问题。可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现在中国式的政府主导模式好像受到的赞扬比较多。
政府的投资偏好在许多情况下和市场、民众的需求其实是不相吻合的。尤其是在许多其他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可能导致政府偏好和市场要求及民众需求差距非常大。
彭亚利：首先，论四万亿的是非得看当时它有什么别的选择，当时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或者次优选择，或者它就是最好的选择。其次，四万亿是非常时期下的非常举措，就像病人有了病要吃药，药能治病，也有副作用。第三，现在来论四万亿的是非意义不大，主要看未来中国经济形势怎样。将来要看的是制度建设，深化改革，要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些大的议题，不是四万亿技术性的问题所能解决的，我认为四万亿对错与否只是技术性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低质量的高速发展。我们今后应该追求的是高质量的适当低速度的发展。要达到这一点，有很多事情可做。
乔依德：讨论四万亿刺激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对它做出结论，而是通过讨论这个问题，看看能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出台刺激政策完全是有必要的。
首先，我们要注意一种倾向引领另外一种倾向，当时需要有刺激，但是负面的东西注意不够。第二，经济政策有短期和长期，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一定要把短期和长期结合起来。对于欧元问题，长期来说它必须进行财政重组，但是短期来说，如果经济下滑太厉害、老百姓不满意，也不可以。中国经济下滑太厉害也不行，但是最难的是短期要跟长期结合，这不单单是科学，恐怕还是一门艺术。我们常常讲微调、预调，所以涉及的因素，要比这个复杂得多。
怎样看待中国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曹建海：我们是用短期的宏观经济手段来管理中国的长期发展，特别是“三驾马车”理论，如果消费不足则投资补足，这是短期的观点。当时主要关注经济增长的指标，却忽略了其他指标，忽略了经济结构、物价、金融风险和金融失衡，甚至忽略了社会稳定，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世界历史证明，经济增长是靠企业推动的，而不是依靠疯狂的投资者。
三驾马车的理论，认为投资短期是一种需求，但从长期来看，会形成一种供给。今年的经济结构是保住了，但是未来的供给就会很困难。由于高房价，中国的消费得不到发展，产能过剩又非常突出。所以中国为了稳定增长又实行了新的刺激计划。
未来中国首先应该减弱政府的经济控制力，特别是直接的经济控制力，要把经济交给市场，这一点需要通过政府体制改革来实现。其次，我认为要严格限制疯狂投资者的行为，尤其是不负责任的疯狂投资者。
第三，要通过对政府的制约，把节约出来的钱用于减税。中国要实施国有资产的公众分享机制，这样就能培养活跃的消费市场，培养活跃的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最后，中国在城市化当中，应该注重城市内部挖潜，而不是外围的强化，要通过降房价挤压泡沫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李一：首先大家得承认整个经济在放缓。包括我们自己的预测在内，中国经济增速从8%到7.5%，明年是7.3%。总而言之，目前是中国经济增长比较迟缓的时代。但有几条线大家一直非常看好，也正是这几条主线支撑着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一个是城镇化转型；另外一个是工业化转型；第三个是全球化的转型；此外还有一个差异化转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载体，自我消化能力和自我承受能力很高，但同时也折射出差异化转型的问题，包括区域、方位和行业的差异化转型。尽管目前是中国经济增长迟缓的时代，但我们仍非常看好未来几年。中国政府应下好利率市场化等几步关键的棋。
李雷：一直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好的时候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没有人愿意做，因为大家都赚钱。市场不好的时候，没有人敢去做，因为生怕再出更大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政府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对经济进行适当的调整。因为，目前的经济不好是临时的现象，市场好了以后没有人再去呼吁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行必要的治理。如果能在这样一个时间下一个比较大的决心，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时机。
严旋：第一，中国发展的前景还是非常好的，中国的发展应该说是一个马拉松进程，经济上有涨有落，这是非常正常的。根据尼尔森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所做的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来看，中国的老百姓仍然是全世界最乐观、最有信心的消费者。跟全球来比，第一季度的信心指数超过110多，第二季度因为受全球经济的影响有一些回落，但是指数还是在105左右，一线城市和农村的消费者尤其有信心。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政府一系列促进内需、拉动内需的举措都开始奏效。
第二，中国经济今后高质量、稳速度的发展能够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增加内需是非常好的政策。目前来看，中国内需占到整个经济的30%~33%，美国的内需占整个经济的70%左右。如果中国把内需比重提高到50%左右，那么对欧洲、美国等市场的出口依赖就会相对减少很多，中国的发展会更加平衡，质量也会更高，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也会减少。
庄健：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种现象反过头来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对社会稳定和进一步改革都会带来不利影响。实际上我们讲的包容性增长，并不是指收入分配结果均等，这也和市场原则不一致。
我们倡导的是机会平等，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参与的平等性。这样的平等，能够激励人们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发挥出市场配置基础资源的功能，使中国经济保持活力。
布鲁斯·麦克恩：中国已经离开了出口型增长模式，更多强调的是促进内需发展。大量的农民从农村地区流动到城市地区，这不是唯一一个增加生产力的办法。国家在收入分配上应更多偏向弱势群体，或者找到其他增加生产力的办法。
全球化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企业面临的市场壁垒越来越小，创新将会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在创新输入上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数量上第一，但在专利方面还比较欠缺。我们可以利用科学发展因素，把专利转化成实际业务中的应用，这可以提高生产力。
方军：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非常刺激的两个字就是“加快”。所有事情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时候都是“要加快推进”。“加快”两字是带有行政性的、带有单向主导的方式。为什么大家会集中把城市化作为未来发展的动力？似乎政府和老百姓都认为如果不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中国的问题就大了。但是有没有认真研究一下，如果适度把增速降低一些，日子就不能过吗？
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基础环境，让中小企业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去发展，而不是用一种强大的、加快的力量去推动它。保持增速未必就一定会产生真正的经济发展动力。此外，“创新”问题也很值得探讨。中国在很多方面还没有研究好现有的东西，就开始在做创新了，例如金融领域。所以，我个人认为：提速须谨慎，创新有风险。摄影记者/任玉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