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全球正面临着以能源生态化、制造数字化为核心，以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有其必然性，它是以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结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危机的本质，不仅仅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更是需求拉动下，化石能源价格上涨，产品生产效率提升相对迟缓，消费和生产在不完善的金融推动下过度发展的结果。
第三次工业革命下，发达国家和地区“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中国制造业总体上是一种外资企业充当主体的“加工贸易型”的国际代工模式。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发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再工业化”，将对中国现有产业发展模式带来一系列变化，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严峻挑战。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可能导致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更加低端化。现有研究表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品内分工的实质是以生产非一体化为形式的垂直分工，体现着国际产业分工的不平等性，而中国正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技术、低盈利、非主导的低端环节。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再工业化”，其实质是对制造业价值链和产业链的重组，重点是强化自身的高附加值环节，这必将导致中国产业分工地位更加低端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可能导致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更加不足。虽然竞争效应理论和国内研究都证实了FDI对中国企业创新动力的抑制作用，但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高端制造业FDI的回流，只会进一步增强而不是降低高端制造业市场的竞争效应，因而，中国企业创新动力并不会因此获得提升。已有研究表明，即使FDI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也并不一定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跨国公司更快的技术进步会加大技术差距，追随发达国家技术的发展路径，会限制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空间，或者导致核心技术被跨国公司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高端领域FDI的进一步减少必将减少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机会。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可能导致中国制造业升级的难度加大。现有研究表明，以低端模式参与俘获型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在纵向压榨下难以获得升级的主动性。同时，外资主导的分工网络的封闭性避免了关键知识的溢出，使得在主导企业升级的同时，中国企业并不能同时获得升级。这一切将随着发达国家和地区“再工业化”进一步得以强化，中国企业在价值链低端的锁定效应将进一步强化。因此，“再工业化”的实质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制造业数字化趋势，以价值链和产业链动态重组为途径，提升自身产业竞争优势，这对于中国制造业将带来分工低端化，技术低级化，低端锁定化等严峻挑战。
面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再工业化”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下的产业升级是中国制造业的必然选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模式下，产业升级的涵义被波特总结为产品升级、效率提升与活动转换，在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则具体化为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然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有着更加全新的内涵和更高要求。
一般认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模式下，发达国家产业竞争优势在于技术创新，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则是建立在持续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基础上，以价值链、产业链动态重组与治理能力为核心的一体化竞争优势。这一竞争优势的本质仍是垄断优势，但其涵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对市场的垄断转化为对价值链、产业链的垄断，由产量、成本方面的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价值链、产业链治理优势。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本质，不仅仅是技术、管理、市场、标准等方面的单一差距，而是上述差距有机合成的组合差距。因此，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新内涵体现在：以持续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为基础，构建以价值链、产业链动态重组与治理的核心能力为内容的竞争优势。为此，中国必须实施全新的产业升级对策。在企业层面，应当在培养持续创新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价值链、产业链治理能力，具体包括在国际代工中提升本土企业技术实力、创新水平、交货能力和生产规模；采取合资、收购兼并、资产重组等措施，构建存量FDI的低端退出渠道和本土企业高端嵌入渠道；嵌入全球R&D体系等。在产业层面，应当实现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融合发展，重点建设知识管理与创新管理、市场分析与产品创新、信息科技与电子商务、品牌经营与客户服务、营销渠道开发与现代物流管理等领域。在政府层面，应当实现产业政策根本转型，政策目标由创新推动向持续创新能力构建转变，由“选择赢家”向“匹配赢家”转变，具体包括加大研发投入，改进教育，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级生产要素相匹配等。
(光明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