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欧债危机恶化，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更糟糕局面。因此，需要未雨绸缪，做好足够力度的政策预调，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一、更糟糕经济局面风险显著上升
今年欧债危机持续恶化。如果希腊债务硬性违约，无序退出欧元区，并且向西班牙与意大利蔓延，势必导致全球金融体系极大混乱，最终导致欧元区解体，欧元成为“废纸”，世界经济将因此陷入更为严重衰退。
一段时期以来，虽然这种风险一直存在，但却是小概率事件。由于希腊无序退出欧元区可能性大为增加，目前欧元区以及全世界已经开始准备应对希腊“退出”，并且西班牙又可能成为新的暴风眼，这就使得世界经济更严重衰退的风险显著上升。受其影响，5月份欧元区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萎缩到了48.7，创下自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澳大利亚PMI环比下降1.5个点，跌至42.4。同期美国就业等经济数据令人失望，人们担忧美国制造业需求在未来几个月陷于停滞。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巴西、印度经济也面临下滑。
今年4月份中国经济数据同样不太理想，显示了需求疲软。其中前4月全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6.9%，比去年同期回落了近21个百分点。房地产业更不乐观。1—4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3.4%，4月份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急剧回落到9.2%，新开工面积下降14.6%。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0.4%，比上月回落2.9个百分点，距离50荣枯线只一步之遥。同期汇丰银行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则萎缩到了48.7，创下自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调研报告显示，中、西部小微企业近6个月开工率仅为6成。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实际上更多来自外部，并非我们自己所能掌控。有关资料表明，欧元区占全球进口需求的三分之一，占据中国出口额的20%以上。如果欧元区真的解体，世界经济陷入更严重衰退，中国外部需求形势会进一步恶化，并对国内需求产生连锁负面反应。
内外需求的同步萎缩，将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发动机动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宏观调控未能进行及时调整，或者是缺乏足够力度，中国经济“硬着陆”将难以避免，即GDP增速回落到7%以下，企业亏损、财政减收与大量失业随之而来。这是一种最糟糕局面。
二、经济增长比抑制物价更为重要
在当前国内外需求乏力，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很大的局势之下，推动经济更快速度增长，避免更糟糕局面的出现，远比抑制物价重要。因此要把促进经济增长置于更为重要地位。这应当成为我们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其原因在于：
首先，经济增长是应对物价上涨的坚实基础。经济增长可以获得很多产出，充分满足市场需求，抑制物价上涨。譬如，对于城市房价抑制的最重要措施，就是千方百计增加供应，满足刚性需求，而不是背道而驰。经济增长可以使城乡居民获取更多收入，提高对抗物价上涨的经济能力；经济增长还可以增加政府税收，增强对于弱势群体及关键部门的财政补贴能力，减轻物价上涨震动，釜底抽薪物价上涨基础因素。经济增长及税收的增加，还可以减少或消灭财政赤字，减少货币印刷，从根源上避免通货膨胀。总之，只能在经济较快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物价相对稳定目标。
其次，经济停滞比较物价上涨产生危害更大。过度紧缩需求，甚至不惜经济停滞，当然也能抑制物价上涨。不过这样做代价很高，麻烦更多。其结果是需求不足，迫使企业压缩生产，减少就业岗位，城乡居民、企业、政府等收入与支出的全方位下降，产生需求进一步萎缩压力，由此陷入恶性循环，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一般而言，失业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完全丧失，比较物价上涨所导致的收益部分丧失，对于社会幸福指数的危害要大得多，也就背离了抑制物价上涨初衷。“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的“两难选择”中，经济增长与更多就业，肯定比抑制物价更为严重。
最后，抑制物价不能一个国家单打独斗。在西方主要国家不断释放流动性，中国输入性通胀推力不断加大的大环境之下，我们孤军奋斗抑制需求，不仅解决不了物价上涨问题，反而会因此导致经济增长发动机动力衰减陷入经济衰退，出现最糟糕的经济滞胀局面。
当然，我们强调经济增长比较抑制物价更为重要，并不意味着可以对物价上涨，尤其是其过快上涨置之不理。而是要适时、适度，将其摆放到恰当位置，统筹兼顾而已。决不能够为了后者而损害前者。
三、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脱困的最主要选择
既然需求乏力是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因此扩大内需势必成为中国经济脱困的最重要选择。
从去年四季度以来，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风险，在宏观调控方面进行了方向性调整。但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仅靠已出台刺激措施，还难以扭转需求不足局面，尤其不足以抵御欧债危机严重恶化的负面影响。为此需要加大宽松力度，当务之急是要搞好三方面政策调整：
一是房地产政策方面释放住房刚性需求。在各类商品需求方面，住房需求属于终端消费需求，而且牵涉面广，住房需求的启动能够拉动数十个重要行业需求，使整个国民经济活跃起来。因此在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与启动效应方面，远不是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小打小闹扩内需措施所能比拟。现阶段中国存在潜力极大的城市刚性住房需求，即首套住房需求与改善性住房需求。如果将其释放出来，可以成为今后10年、20年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当然也是目前抵御欧债危机，保障整体需求动力不减的重要方面。所以应当对于房地产政策进及时调整。要在继续严厉抑制投机需求的同时，较大力度松动首套房需求与改善性住房需求，也包括松动未来进行房屋出租的投资性购买需求，这有利于增加今后住房市场出租供应量，实现租金价格的稳定。刺激与释放刚性住房需求，应当实施差别化贷款政策与税收政策，降低首付金额、贷款利率、赋税等。
二是货币政策上实施降息。虽然从2011年末以来，人民银行连续两次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贷资金增多，但由于实体经济需求疲软，担心产品销售价格继续走低，以及借贷成本较高(3月份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97%)，致使企业赢利前景渺茫，因而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外贸企业贷款积极性不高，大量资金难以贷出，抵消了可贷资金增多的正面效应。为此，适度降低金融机构贷款利息，即有利于增强企业赢利信心，盘活银行资金，促进企业开工与实体经济活跃，这也能够降低企业利息成本，发挥釜底抽薪物价上涨的重要作用。适度降低金融机构贷款利息，可以实施不对称降息策略，也需要降息差异化。即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如环保产业、节能减排产业、食品产业、流通产业等，率先实施降息；而对于大面积过剩产业，严重污染环境产业，暴利产业，则暂缓降息。
三是进行大规模环境保护投资。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实现蓝天碧水优质土壤，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国内需求，也是最具潜力的国内需求。进行大规模的环境保护投资，启动环保需求，催生一个强大的环保产业，可以消化国内大部分过剩产能，创造成百上千万的就业岗位，推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果调整，逐步摆脱对于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