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加4.19万亿，同比少增3225亿元，广义货币M2增长16.6%，说明2011年以来宏观调控政策较为成功。”
4月14日，在央行首次公布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后，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如是介绍。此前，政府工作报告定下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广义货币增长目标为16%。
“社会融资规模”首度亮相，盛松成针对外界关注的概念、统计方法及依据、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相关性等问题作了解答。他同时透露，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意味着今年这一指标将在14万亿左右，基本与去年14.27亿的规模持平。
而对于外界指责央行有强化行政调控之嫌，盛松成强调，央行将遵循市场化调控原则，也将符合市场化调控方向，采用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相结合的手段，“我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符合市场化调控原则，但市场化一定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将来条件成熟，央行也将考虑试公布月度社会融资规模。据央行初步统计，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2.24万亿元，同比少增3524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比例同比下降4.1个百分点至53.5%。
此外，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突破3万亿大关。截至2011年3月末，外储余额为30447亿美元，同比增长24.4%。3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5564元人民币。
“绝不会分割调控”
分析一季度4.19万亿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和结构，可发现宏观调控奏效的种种迹象。
间接融资总量和占比均呈现进一步下降趋势。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分别比去年同期少增3524亿元、457亿元和1471亿元，此外，2009-2010年广为盛行的信托贷款同比降幅明显，一季度仅增加91亿元，同比少增3204亿元，占比下降至0.2%，同比低4.5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直接融资比例大幅提升，在信贷紧缩和加息等多重因素推动下，债券市场一片火热，一季度企业债券融资4551亿元，同比多增1874亿元；企业债占比同比提高4.9个百分点，为10.9%；此外，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和委托贷款也增加明显，二者同比分别多增309亿元和1684亿元。
交行金融研究中心分析，一季度社会融资总规模比去年同期略少，保持基本稳定。这是央行在融资结构多元化背景下，进一步拓宽货币政策的关注面和提高其有效性的一种有益尝试。
从信贷结构上看，3月新增贷款6794亿元，较上月回升主要源自于居民户贷款多增1727亿元，这主要是因为前期已经签订合同的住户贷款需求集中在3月投放；票据融资继续减少，同比减少2622亿元。
交行分析，若以全年人民币新增贷款7.5万亿调控目标算，一季度占比约为30%，投放节奏较为适度。
此外，3月末M2同比增长16.6%，比上月末高0.9个百分点，比上年末低3.1个百分点。平安证券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石磊分析，这一数字略高于预期，M2反弹主要是信贷同比多增和外汇占款增长较快所致。
在央行看来，涵括广泛的社会融资规模绝不意味着要把其分解为信贷、债券、股票等具体调控指标。盛松成强调，“绝不会搞分割调控!”
而如何做到“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用盛松成的话说，既有一个合理的问题，又有一个保持的问题，既要考虑总量，又要考虑结构。
作为一个流量和增量概念，外界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涵括项目仍有争议。
焦点包括，为何未将外汇占款、FDI、国债等指标纳入。如，此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专栏)认为社会融资总量应包含外汇占款。他认为，中国与流动性总量相对应的全社会融资总量包括三部分：一是贷款，二是外汇占款，三是贷款之外的其他融资。
2010年，外汇占款、FDI和国债总和不到5万亿人民币。
盛松成解释，社会融资规模实为实体经济从境内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而FDI、外债是从国外部门获取的资金；外汇占款则是金融性公司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占用的本国货币，其发行主体本质是国外部门，在我国“双顺差”贸易结构下，其增长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
对于国债，其发行主体为政府，筹集资金大部分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只有部分进入实体经济，且国债发行属于财政政策范畴，与货币政策相互补充，不应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监测指标和中间变量的组成部分。
成调控目标尚待时日
针对外界质疑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统计、调控的可行性，盛松成表示，统计是社会融资规模编制、监测、分析的基础，“一行三会”历来有统计方面的沟通和协调机制，非常畅通的。目前，这一指标已上升到国家决策层层面，“三会”明确表示支持统计和编制，支持数据共享及时沟通。
这一指标与货币政策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让外界“很纠结”。包括官方使用与非官方讨论中就存在四种说法——社会融资规模是货币政策监测分析指标、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货币政策的总量指标或中间目标。四种提法各异，涵义也有所不同。
盛松成表示，首先，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监测分析指标，总量指标作为一个反映总量的中性指标，目前没有异议；争议点集中在中间变量和中间目标两个指标上。
尽管后两个略有区别，但社会融资是否承担中间变量和中间目标角色，触及一个核心问题——它是不是一个调控指标。
此前央行已专文阐述“社会融资规模取代人民币贷款，作为货币政策的监测目标”的合理性。然而，作为新生事物，盛松成笑言，现在就要回答它是一个调控目标还是中间变量很难。
他形象地比喻，“就像一个孩子刚刚出生，作父母的首先要考虑的是孩子健康不健康的问题，然后才去考虑适合当演员还是做科学家。”
上个世纪90年代央行的实践可资借鉴——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92年起已研究M0、M1和M2；1994年三季度央行开始按季向社会试公布货币供应量，以此作为监测目标；试公布约两年后，货币供应量于1996年正式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目标。
“就像货币供应量一样，社会融资规模最后能不能作为一个中间指标，当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