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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老板“跑路”事件起底：成本压力下的民资去实业化
国庆之后，温州传出的似乎都是好消息：救市政策不断出台、银行积极表态、跑路老板陆续回归。
而温家宝总理也在温州调研座谈一周后，1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推出支持小微企业的金融、财税政策“国九条”。“温州老板跑路潮”最终演变成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集体救赎。
关于救不救、如何救，坊间仍存争议。
在市场主义者看来，动用公共资源对温州破产老板的救助无法接受，其只能治标难以治本。持此类观点者认为，“温州老板跑路潮”，表面是因当下宏观经济环境酿成的民企资金链断裂，实则是中国体制性因素的又一次发酵。被列举的因素包括：民企准入限制、信贷的天然性歧视、金融要素双轨制，等等。从这一层面来看，除却就业方面的考量，政策制定者更应着眼体制的突破。
现实摆在面前——温州正在经历继上世纪80年代抬会事件后的又一轮大恐慌，人们开始陷入相互不信任的境地。而这是无论多少金钱也无法救济的。欲使悲剧不再重演，唯有寻求治本之策。
恐慌仍在蔓延。聚焦温州之后，媒体又开始曝光另一民间借贷重镇鄂尔多斯。河南、福建、陕西、广东……也渐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不放大，不轻视。“国九条”对小微企业的关切，代表着决策层对温州事件及影响的判断，也是早报推出本组报道的初衷。
10月12日，温州，遭遇老板“跑路”危机的信泰集团仍大门紧闭，二十余名协警和 保安分三处守在厂门口，不准外人进入。 早报特派记者 贾代腾飞 图
10月12日，信泰集团大门紧闭的厂房，厂房内一眼望去空空如也。 早报特派记者 贾代腾飞 图
10月10日14时40分许，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福林乘坐HO1141航班从上海回到温州。此前一天19点30分，他刚从美国返回上海。
同一天上午，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福财回到公司所在的洞头县。
肇始于今年4月的温州老板“跑路潮”，似乎初现“转机”。
跑路逻辑
胡孙二人的行踪引人关注，一是因为他们是众多温州“跑路”老板之一，也是当地官方出手“救市”后最早重现踪影的；二是因为前者是此轮老板“跑路”中名气最大的，标志着温州企业关停倒闭由规模较小的企业向大企业蔓延，后者的“跑路”则极富戏剧性：趁中秋节组织全体员工出游之机搬空设备，自此“蒸发”。
温州官方至今没有公开披露跑路老板具体人数。据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向早报记者透露，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温州考察的4日，据温州有关负责人介绍，“跑路”老板有90多个，“这是有名有姓的大企业，小微企业还要多。”
另一些人则选择了不归路。9月27日下午，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奎正从市区顺锦商厦22楼的家中跳下，落在3楼阳台，当场身亡。据悉，目前温州已发生3起老板因债务危机被逼上绝路自杀事件，造成2死1伤。
这些老板跑路、跳楼，几乎都因资金链断裂而起，无力偿债，被逼入绝境。梳理“跑路”事件，民间高利贷身影若隐若现，数额大小不一，但无一例外加剧了老板们的险境。由此，人们将“恶之花”的土壤归咎于高利贷，民间借贷的是非争议再次泛起。然而，真相果真如此？
早报记者调查发现，造成温州老板跑路的逻辑大致如下：因制造业举步维艰，加之延续数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企业为追逐高利润激进扩张，进入陌生领域及房地产市场；随着银根缩紧，银行开始抽资或不续贷，为了填补“扩张冲动”形成的资金窟窿，企业被迫转向民间高利贷，成为民间借贷链条的一环；然而，由于新产业尚未见收益，实业利润难抵民间借贷的高息，愈发加剧困境。
同时，由于利率的双轨，企业亦纷纷腾挪资金，加入“炒钱”游戏，与普通百姓、地下钱庄、政府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一起，将高利借贷链越拉越长。“这一链条风险极高且异常脆弱，甚至一个偶然事件就可能导致链条崩盘，产生连锁效应，伤及企业。”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说。
“摊子铺得太大”
20天后，当胡福林重新回到温州，他执掌的信泰集团已物是人非：厂区人去楼空，各主要出入口均贴着落款为9月28日的白色封条，墙上一则有关部门关于员工善后事宜的通告显示，这家温州眼镜业的龙头企业已申请破产，即将启动破产程序。
9月20日，这位有“眼镜大王”之称的温州明星企业家出走美国，随后企业遭大批债主讨债、千余名员工上街讨薪，一时成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典型事件。
“当时公司资金有些困难，我想去美国找朋友寻求帮助，另外，美国一些客户还欠着我们的债，想过去沟通一下。”胡福林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解释，但并未谈及企业困难的成因。
信泰集团所在的温州瓯海区相关部门披露，该集团资金链断裂是因“投资面大，融资困难”。胡福林的好友、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也向早报记者表示，“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太长是导致信泰资金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信泰集团1993年成立于温州。公司资料显示，集团由六大事业部组成，分别是眼镜制造事业部、新能源事业部、品牌代理事业部、零售连锁事业部、进出口事业部、投资事业部。十几家子公司遍布香港、上海、深圳、温州、金华、衢州等地。
“玄机”暗藏在众多事业部、子公司中。2008年底，胡福林大举进入陌生的光伏新能源产业，设立新能源事业部，旗下包括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等。“但投进去6个多亿，至今颗粒无收。”周德文说。而以上海黎瑞实业为旗舰的投资事业部，主要经营置业、物业管理等。
祸根：多元化扩张
“跑路”事件涉及的企业，几乎每家的“祸根”都种于狂热激进的多元化之时。
温州老板的“跑路风”肇始于今年4月。当月，温州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乐清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先后出走。浙江银监局、温州银监分局的专题调查组调查显示，两家企业的问题主要源于“多元化扩张”。
相关调查报告披露，严勤为拥有3家公司，分别经营中餐、西餐、快餐及橄榄油等多个行业，但经营能力不足，导致企业倒闭。“在波特曼咖啡品牌逐渐形成后，严勤为转型扩张，开了数十家快餐店，投入大量资金，却没有及时回本，之后又推出主营海鲜的港尚记酒店，也出现巨亏；还又投资开出4家卖橄榄油的店，资金周转越发困难。”
电缆制造企业三旗集团则在主业之外，短时间内投资组建多家子公司，经营范围扩至塑胶、房地产、酿酒等行业。还通过子公司在江苏太仓购买了一个庄园，在江西高安购入一块土地。“经营行业过多，投资战线过长，资金运作顾此失彼，面临极大压力。”
陈福财在6月下旬重新现身。一位与其有过深入交流的温州官员对早报记者表示：“我跟他讲，‘你的问题出在投资的项目都是长线，而不是长短结合，一时无法产生收益。’”
已回温州的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福财说，前几年企业生意红火，向银行、民间分别借贷数千万元用于扩大规模。在正得利鞋业的案例中，据早报记者了解，其也将流动资金大笔投向土地和房产购置。
“温州服装企业中绝大部分都在做多元化投资。有实力的自己开发房地产，小企业就炒楼。”一位当地人士说。“2010市百强企业”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
“制造”之艰
在2008年以前，胡福林从事的生意都与眼镜业有关。
信泰集团网站对胡福林的介绍显示，其16岁时就在父亲的作坊里以学徒身份学习做眼镜生意。5年后，胡创立温州第一家眼镜批发零售公司。又三年，投资兴办眼镜加工厂。1993年，成立温州信泰光学有限公司，下设光学眼镜、太阳眼镜等多个分厂，主要从事沃尔玛等大商场客户的贴牌生产。
1994年后，胡开始从OEM（代工）转向自主品牌，当年注册国内第一个眼镜品牌“海豚”。2年后，投资2500万美元组建浙江泰恒眼镜城集团；1998 年，继续扩大投资，先后在深圳、东莞成立设计中心及多家工厂；1999年，投资300万美元成立上海信泰眼镜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海豚”太阳镜等自主品牌在国内市场的经营管理、品牌运作、销售推广。时至今日，“海豚”已是中国市场销量最大的太阳镜品牌。
2005年，专注于实业的胡再度出手，在瓯海娄桥工业园圈地120亩，投资4300万美元成立中国信泰光学有限公司。除厂房和总部大楼，还设立研究中心，开始眼镜的产业升级，期望以品牌运营、设计研发为主的经营模式与国际接轨。次年，收购美国MOSCOT亚洲永久经营权，投资500万美元成立玛士高MOSCOT国际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以上海为中心开设专属高档品牌及设计师品牌等的连锁店。
从履历看，胡福林不仅是成功温州商人的典范，更是中国制造业一直以来谋求突围的“样板”：始于OEM，再创自主品牌，并伴以技术研发，最后海外收购。
然而2006年后，受成本上升、汇率变动、贸易壁垒、需求下滑等影响，制造业举步维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令制造业面临“最艰难时刻”。信泰自然无法独善其身。2006年，信泰利润高达30%，但现在仅为10%左右。2008年，在外贸订单锐减、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三重压力下，信泰一度陷入绝境。到2009年9月，主营业务收入下滑为395万元，主营业务利润仅5.3万元。
“办厂被炒房老婆瞧不起”
更多的温州企业境况还要糟。“打火机是温州‘最衰的行业’，一个字：惨。”温州打火机协会会长、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说，一度占全国产量90% 以上的金属打火机行业，现在面临全行业萎缩。2008年以前，温州有打火机企业500家以上，如今只剩100多家，正常经营的只六七十家，“他们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矿产、三产。”
温州市经信委的资料显示，1-7月，该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09.95亿元，同比增长10%，增幅不断回落。其中，小型企业回落最明显，利润同比仅增6.9%，较上半年回落2.3个百分点。利润增幅比销售产值增幅低7.1个百分点，比一季度、上半年分别扩大3.4、0.9个百分点，企业增产不增收的困境在扩大。
梳理温州老板“跑路”的图景，会发现大多发生在利润微薄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等——这些行业原本支撑了温州经济飞速发展30多年。黄发静向早报记者透露，打火机业已有3位老板跑路、1位跑了又回来，“存在问题的还有好多。”
“我们近几年一直在谋求转型，希望更多从事附加值高、利润率高的产业。”胡福林在回温州后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转型过程中，这两年资金投入很大，像太阳能这块的技术力量投入等都花了很大一笔费用。
这正是处在热火烹油下的温州企业多元化扩张的内在逻辑：为追逐高利润，进军房地产及一些看上去挺美却并不熟悉的领域。2010年温州市金融办对324家企业的调查显示，2008年被调查企业进行主营业务外投资的有119家，2009年增加到138家，2010年一季度达163家。
“办厂的老板被炒房的老婆瞧不起。”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向早报记者讲述了一个当地流传的真人真事，一位有1000多名员工的企业主，1年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其妻在上海投资10套房产，8年获利超过3000万元。
“总有人说，由于民间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导致温州‘实业空心化’和民间借贷危机。殊不知，正是因为实体经济承受不了成本上升，才导致部分民间资本的去实业化。”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对早报记者如是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