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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报道 近几年来，由实体经济贫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正逐步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潜在风险。具体表现为：一是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受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难、用工荒和高成本的生存困境，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二是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之间投资回报反差巨大，做实业不如做投机和投资赚钱多、赚钱快，比较利益诱导大量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将从实业平台取得的资本投向非实体经济领域。三是垄断行业投资无门，竞争性行业过度竞争导致大量民间资本游离实体经济，变成炒资产的“游资”和“热钱”。据社科院《社会蓝皮书(2012年)》称，在温州1100亿元民间借贷资金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投机和高利贷的资金占比高达60%。四是随着企业精英大量移民或外迁，大量实体经济的发展要素流失。五是企业家实业精神衰退，呈现出“赚快钱”的浮躁、急躁心态。
巩固实体经济基础是避免经济“硬着陆”的关键。当前要高度重视如何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营造实业致富的市场环境，防范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一要在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的拓展，特别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实体企业的发展空间；二要努力减少投机暴利，限制投机暴富，挤压“炒”经济的空间，营造勤劳做实业能富、创新做实业大富的市场环境，高度重视上游产业过度垄断和下游产业过度竞争造成的“两极分化”。三要推动政府和企业联手应对高成本，防止多种因素叠加，过快推高成本致使大量企业“硬着陆”。积极财政政策要以减税为中心，增加实体企业的利润空间。四要改革金融体制，放宽民间资本设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良性互动，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位。五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支持企业创新的制度体系来解决中小企业“不想创新”、“不敢创新”、“不会创新”问题，扶持企业转型升级，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
中小企业，尤其小微企业成为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其生存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据2011年中国企业调查系统调查显示，目前“停产”、“半停产”的中小企业约占15%—20%，约1/3中小企业主表示如果企业停产则退出“不干”。为缓解当前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自2011年10月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两次以小微企业为专题研究扶持其发展的战略部署，国务院、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等部门也先后出台多项扶助措施。
根据近年来的调研发现，中小企业2008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融资难，2009年是没订单，2010年是用工荒，2011年则是多重因素叠加、相互交织影响造成的生存困境。如果说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那么2011年中小企业是最纠结的一年，特别是小微企业正面临多重困境：第一，小微企业面临不断被压缩的利润空间。生产原料和资源环境代价不断攀升，全方位的“高成本”和难以逃避的“高税费”两头挤压，利润微薄；第二，小微企业陷入更为严重的融资困境，难以从银行获得信贷融资，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第三，小微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用工荒，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造成当前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生存困境的深层原因是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和市场扭曲，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产业上游与下游的“两极分化”。处于上游的“银根、地根、能源流、物流路桥 ”高度垄断，土地、资金、能源等关键性生产要素供应缺乏竞争，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处于产业下游的企业过度竞争，利润微薄。二是实业与金融的“两极分化”。实体企业面对不断恶化的经济环境，承受着持续攀升的成本压力，利润“比刀片还薄”，而靠息差“以钱生钱”的银行则利润大好。三是供应链上的大企业强势和小微企业弱势形成的“两级分化”。部分大企业借助强势竞争地位，故意拖欠中小企业的货款资金，小企业难以为继，往往成为“三角债”中最容易受伤的群体。
缓解小微企业困境是保障经济后劲与活力的重要任务。缓解小微企业生存困境，不仅在于通过财税、金融政策为其“输血”，化解“燃眉之急”，更重要是要加快推进改革，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全面提升小微企业的“造血”功能。为此，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提升小微企业的利润空间和市场风险抵御能力。要将扶持“三农”的某些政策“移植”到小微企业，通过“减税、减费”等方式切实为企业减负，对其“少取多予”，帮助其轻装上阵。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和导向作用，加大对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其经营的市场风险。二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平等使用信贷资源的融资环境，鼓励民间资本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形成“门当户对”的融资体系，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三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营造民企与国企间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环境，健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小微企业升级阻力。同时，小微企业也要苦练内功，借助市场竞争淘汰机制的“倒逼”压力，变被动为主动，变“生存压力”为“转型动力”。
温州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温州“两多两少”纠结：民间资本多而投资渠道少、民营企业多而信贷融资少。从民间资金供给方来看，由于楼市限购、股市低迷、存款负利率，民间投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为追求更高的收益率，大量资金流向民间借贷领域；从民间资金需求方来看，借贷主体多是中小企业，在正规金融体制内融资困难，不得不向体制外寻求融资。正是因为民间资金供需双方各自面临的困境：供给方难以获得满意的收益率，需求方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贷款，导致供需双方转向民间借贷领域，较大的供需缺口使得民间资本呈现“高利贷化”。
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是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一场攻坚战。一要引导民间金融健康有序发展，使民间借贷从地下无序的“灰色地带”走向地上“阳光”规范运作。对民间金融不是打击取缔而是规范“招安”，要多疏少堵、因势利导，让其成为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组成部分。对高利率借贷不能让其在“地下”野蛮成长，而应在“地上”理性发展，既要严惩违法违规行为，更要重视民间借贷的法律制度建设、监管体系改革和金融体制创新。二要引导民间资本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构建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经济的“门当户对”的金融格局。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社区银行经验和我国村镇银行经验，逐步放宽民间资本组建地区性民营中小银行的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立城市民营中小银行，将满足条件的现有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改造成规范化运作的民营中小银行，在市场准入和利率方面给予更大的灵活性。三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努力消除官方利率和民间利率的双轨制，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以市场为基础、有管理的基准利率制度，循序渐进地推行存贷款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放开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减少民间金融“高利贷”化的生存空间。四要创新金融监管机制，建立分层次的监管体系，实现金融监管的多元化和分层化。要建立地方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即时信息沟通机制，探索中央监管机构只监管大的金融机构，微小型金融机构放给地方的监管模式。要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在地市、县的监管能力优势，赋予其对地市、县域内草根金融类中小金融机构法人的监管权力。
早在2004年就已出现的“用工荒”现象，到2011年全面升级并且越演越烈。大量中小企业出现“招工难”、“用工贵”、“留工难”困难，不仅招不到人，留不住人，而且人工成本大大攀升。2011年8月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运行监测平台对全国31个省市区4527家中小企业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有51.8%的企业存在用工短缺。与此同时，据《2011年千户民营企业跟踪调查报告》显示，79.4%的民营企业家认为2012年招工“有较大困难”或“有一定困难”。2012年“用工荒”现象可能更加严重。
与以往相比，2011年的“用工荒”趋于普遍化和常态化，持续时间更长、范围更广、涉及工种类别更多。一些传统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了用工短缺现象，不仅技工明显供不应求，普通工人也大范围短缺。同时，用工荒呈现结构性、不对称状况：农民工短缺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年轻劳动力短缺与“4050”人员就业难并存，生产一线蓝领工人短缺与白领就业难并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用工荒更加明显，具有行业集中性。
当前我国“用工荒”现象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挑战，也是倒逼企业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力。201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2年经济发展定下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明确要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为此，政府需要服务当下、谋划未来，一方面充分认识到“用工荒”影响下中国经济转型的“远虑”，利用“用工荒”市场倒逼力量“促转型”，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用工荒”现象给企业生存带来困境的“近忧”。
当前，政府应采取多项措施帮扶中小企业应对“用工荒”：一要协调劳动力供需，加快区域产业布局调整，推动东部产业升级与向中西部转移并重。东部地区要通过产业转移、产业升级减少低端劳动力需求，中西部地区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解决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需求，让更多的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二要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通过适度规模经营推动更多农业劳力转移，进一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三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职业技能，解决企业技工短缺问题。四要因地制宜地推行渐进式的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与市民在住房保障等方面平权，解决同工不同权和权利缺失问题，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五要提升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建设，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服务体系，通过专场招聘会、区域劳务对接、校企合作等途径，为企业招聘牵线搭桥，化解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所致的招工难问题。六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减税力度，使企业有能力为员工加薪，加大对企业在员工培训、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等方面的税收支持力度，帮用工企业加薪和转型升级，降低企业“用工荒”压力。
近年来食品安全、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喝干净水，吸清洁空气，吃放心食物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期待。一方面，空气和水污染引发社会广泛而深切关注。据环保部2010年调查显示，城市空气污染是公众最为关心的环境问题，但城市公众对空气质量满意率仅为55.2%。2010年环境状况公报也显示，不仅全国地表水污染较重，且90%的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遭受污染。另一方面，食品安全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引起老百姓的恐慌，甚至“谈食色变”。有统计显示，2011年前11个月共查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案件6.2万件。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减少了人们的安全感。《2010-2011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当前九成多人认为我国食品安全存在问题，近七成人对食品安全现状感到“没有安全感”。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治食品安全问题，治理空气和水污染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客观要求，是缓解民生焦虑、提升国民幸福感的重要着力点。在空气和水污染治理方面，要建立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加强环境监督体系建设，健全空气和水污染的应对机制；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科学制定城市规划，优化城市区域功能和产业结构，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要将环境质量指标纳入各级政府领导的考核指标，建立健全环保问责制度，通过制度化设计确保环保落实到位；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要以食品安全法为准绳，健全和完善食品安全诉讼制度，提高违法成本，重典治乱，给予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者最大震慑，抑制违法冲动；要建立起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负责、社会监督互动的新型治理机制，实现外部他律与行业自律相结合，在法律威慑力的基础上提高道德约束力；要抓源头治理，解决好分段监管中的衔接问题，减少监管交叉做好全程全时“无缝”监管；要推进堵截与疏导相结合，既要重拳出击、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又要因势利导，构建食品废料的政府回收利用渠道，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引导小作坊小摊贩规范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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