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把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避免惯性下滑
记者：不久前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宏观经济政策这一变化的原因何在？
王一鸣：首先，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基于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把握。很多人都注意到，最近美国公布的就业数据不理想，再加上欧洲债务问题前景不明朗，更凸显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和艰巨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直接影响到外部需求。4月份出口仅增长4.9%，远低于市场预期，而且比上个月回落了4个百分点。从国内看，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8.1%，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回落0.8个百分点，虽然仍保持在年初预期目标区间内，但这已是在2011年连续四个季度经济增速放缓后第五个季度增速回落，回落幅度也超出各方面预期，在此情况下，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也是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现实选择。
其次，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要把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避免经济惯性下滑。通常认为，现阶段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8%—9%之间。前一阶段经济增速逐步放缓，更加接近潜在增长水平，有其内在合理性，也有利于减缓物价上涨的压力。但如果经济增速惯性下滑，跌破合理区间的下限，就会因有效需求不足而使企业生产经营面临更多困难，在速度效益型盈利模式尚未改变的情况下，企业亏损面会不断扩大，下岗失业人员也会增加。
再者，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为调结构和转方式创造条件。调结构、转方式需要有良好的经济环境，经济增速既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从近些年的发展中，我们看得很清楚，经济增速过快，各方面需求很旺，许多落后产能不仅很难淘汰，而且还会获得发展空间。而经济增速过慢，就业、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等都会受到影响，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激化，人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解决当前短期问题上，很难集中精力去解决调结构、转方式这样的中长期问题。
下行风险仍然可控
宏观政策预调微调空间增大
记者：4月份相关数据出来后令人不乐观，像规模以上工业只增长了9.3%，这个速度是近年很少见的，这样的情况会令很多人联想到2008年底、2009年初的形势，当前经济下滑的风险有多大？
王一鸣：的确，从4月份的数据看，经济运行仍存在下行风险，但我认为风险总体是可控的。
第一，世界经济形势不会像2009年那么严峻。虽然世界经济走势还存在不确定性，外需收缩对我国的影响还会持续，但我们应该记得，2009年是三大经济体同步衰退，而今年的情势不一样，三大经济体呈现不同态势：欧元区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经济陷入轻度衰退，而美国、日本经济有转好迹象。与前些时候相比，世界经济总体上有所好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也上调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由3.3%上调至3.5%。
第二，投资增速有望逐步趋稳。今年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2%，增速较1—3月回落0.7个百分点。但也要看到，宏观政策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预调微调，在稳投资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再加上民间投资增长较快，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仍然较高，这些都表明，投资增速有望趋于稳定。
第三，消费需求受经济周期影响相对较小。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率。去年全国新增就业超过1200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社会保障投入大幅增加，有利于提升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今年一季度，城乡居民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分别增长9.8%和12.7%，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这些都为稳定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如果政府再配套出台一些促进消费的措施，消费仍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第四，宏观政策有较大回旋余地。特别是通胀压力减弱，使宏观政策预调微调空间增大，再加上财政、货币政策均有较大的回旋余地，经济下行风险仍然可控。
加大预调微调力度
适当扩大公共投资支出不仅有必要也有条件
记者：虽然风险可控，但毕竟经济数据在不断走低，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观察和分析这种态势？您认为应不应该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政策？
王一鸣：当前经济增速回落有多重因素，既有外部需求收缩与内需增长放缓的相互叠加，也有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因素的相互交织，还有短期需求波动和中长期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相互作用，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不同于以往经济下行主要是受经济周期性调整和短期需求收缩的影响，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已隐含着结构性因素和潜在增长率变化的作用。如果从更长的时间段来观察，事实上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就开始放缓。2008年第四季度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季度增长率回落幅度进一步增大，到2009年一季度经济增速达到本轮周期的最低点，增长率仅为6.6%，以后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季度增长率强劲反弹，但依靠外部刺激而非内生动力拉动的增速反弹是不可持续的。进入2010年，季度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11.9%放缓至第二季度的10.6%、第三季度的9.6%，第四季度轻微反弹至9.8%。2011年季度增长率逐季下滑，四个季度增速分别为9.7%、9.5%、9.1%和8.9%，今年一季度再回落到8.1%，连续5个季度增速回落。从这个视角观察，经济增速放缓既受到短期因素影响，也有中长期因素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短期刺激政策，不可能解决结构性矛盾和潜在增长率下降问题，如果过度加大政策力度把经济增速拉起来，通货膨胀、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矛盾就会进一步加剧。
当前形势下，不宜出台大力度的刺激政策，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根据形势变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既要避免政策力度过大，在潜在供给能力下降的条件下通过外部刺激把经济增速拉起来，增大通胀压力，并使经济重归粗放型增长轨道；也要适当加大政策力度，防止经济增速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惯性下滑，从而使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为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创造条件。
记者：稳增长要靠内需，而增加投资是我们最轻车熟路的调控手段，人们猜测会不会再次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
王一鸣：1998年和2008年应对危机时，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投资，扩大支出，有效应对了危机的挑战。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未变，但内容和力度上已有所调整，“增支”上有所控制，“减收”上在加大力度。“减收”主要是实施结构性减税，包括落实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的各项政策，实施对小微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扩大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实施减轻物流企业税收负担的相关政策，等等。只要继续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真正减轻企业税负，对实体经济应该有很好的支撑作用。
说到投资，在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稳定投资增长仍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条件。虽然人们担心，扩大投资会加剧投资与消费的失衡，使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提高，但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仍然较低，扩大投资依然有较大空间。在合理调整优化投资结构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公共投资支出不仅有必要也有条件。因此，应认真梳理在建续建项目，优先保障重大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与此同时，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适时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特别是铁路、城市公交、节能环保、水利、研发平台、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重点项目。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的人均固定资本存量仍然较低，扩大投资依然有较大空间，但在目前国内存在着产能过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是否适宜再上新项目？
王一鸣：在目前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新上项目应主要是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领域的项目，这样不会加剧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当然，这些项目也要放宽准入，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当前，一方面存在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又存在融资困难，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表明投融资渠道仍然不畅。即便在一些看似盈利空间不大的项目，应该也能找到合理的商业盈利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资。
稳增长不能走老路
城镇化是我国最具潜力的内需所在
记者：调控要处理好增长、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目前应怎样理解和处理稳增长与调结构及控物价的关系？我们能不能在增速下滑的情况下坚持结构调整？如果迫于就业等压力出台刺激经济增长政策，会不会形成新一轮物价、房价上涨的局面？
王一鸣：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的关系，一直是宏观调控的一条主线。稳增长，是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政府公共服务、推动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调结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先决条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控物价，是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前提，也是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重要举措。处理好三者关系，就是要在宏观政策上把握好三者的平衡，找到合理的平衡点。
当前，稳增长的矛盾更加突出，要把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避免惯性下滑。如果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各方面的压力就会很大。但是，稳增长不能完全走老路。在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要有适当的手段和措施来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但我们更要在实践中去探索和开辟稳增长的新路。今后一个时期，培育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推进城镇化，特别是要以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推进深度城镇化。城镇化是我国最具潜力的内需所在。我国目前近7亿城镇人口中还有2亿左右农村转移人口尚未转化为城镇居民，按照今后20年城镇化率达到70%计算，还将有3亿左右人口要由农村转入城镇，将这部分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过程，是一个不断释放出新的需求的过程，由此形成的内需潜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
当然，稳增长也要处理好与调结构的关系，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避免落后产能死灰复燃，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增强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如果过度追求增长速度，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就会增大物价上涨压力，结构调整目标也很难落到实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