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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度，但政府管理经济的做法还是老传统。经济增速、货币供给、物价目标、产业规划、土地供应，甚至居民生活和农民增收，都需要政府进行年度管理，所以每年年底是中国政府决定经济政策的大日子。
2010年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结束，会议提出要稳定物价，并将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改口为“稳健”。这意味着货币政策正式转向，由扩张性回归中性。当然，中国货币政策“稳健”的弹性较大，很多年来，货币政策虽然都叫“稳健”，但有时松，有时紧，这是中国特色。即便有时想让货币信贷宽松一点，也不敢叫“宽松”。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改为“适度宽松”，结果就搞成了“极度宽松”，货币信贷高速增长，一年增量超过前两年总和，结果导致通货膨胀，现在不得不赶紧灭火。
由于货币供应一“松”就乱，所以中国的中央银行家一直不敢提“宽松货币政策”。
1999年1月时，我在中国人民银行下属的《金融早报》担任总编辑。在那年1月，我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会。由于我供职的报社为央行下属机构，所以被允许旁听行长们的闭门会。在谈到货币政策提法时，各省分行的行长们对字眼很敏感。大家共识是，在货币政策中，千万不能提“宽松”二字。他们表示，如果货币政策叫“适度宽松”，地方政府就会强迫地方商业银行大肆发放贷款，货币供应量就会实际成为“极度宽松”。这样的共识，在10年后的2009年得到验证。
为什么货币政策不能叫“宽松”？这主要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有关。
在消费不旺前提下，地方刺激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加投资。通过扩大投资来实现产业链扩张，进而增加GDP总量。2009年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明确要增加基础设施和民生投资，但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实际加大了制造业的投资，并通过财政刺激带动了信贷刺激，这使得本已存在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局面变得更为严重。因为每一个地方政府都认为自己的制造业企业具有竞争力，其结果就演变为总体投资过剩。博弈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个体理性导致集体不理性”。
面对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按理说商业银行应该理性发放贷款，但中国的政治和银行制度决定商业银行实际无法独立自主贷款政策。一方面商业银行总行负责人都是政治人，他们都要讲政治；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地方机构也受制于地方政府。
目前的银行体系已于10年前大不一样，中央银行撤掉了省分行，国有商业银行也都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长久以来政府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力难以消除。因为中国特色决定了商业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要在地方生存，不得不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其原因就在于政府权力过于强大，政府边界没有得到界定，任何企业都不得不在政府管制下生存。如果地方商业银行没有按照地方政府意思提供贷款，就很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各种干扰，除了正常业务受到限制，甚至个人生活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地方政府会命令当地学校和幼儿园限制银行员工子女入学，等等。
银行改革主导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想通过银行改革来达到避免地方政府干扰的目的，但结果证明，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中国，这种想法很天真。也是在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历史性改革，将省级分行撤销，改建为大区行，以实现独立管理地方货币和金融的目的。虽然大区行可以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进行监管工作，但地方政府同样也不让原来省级的央行管理部门了解地方经济情况，包括不让央行官员参加地方政府的经济会议，这给央行管理带来了很多麻烦。
为了避免给地方政府带来“口实”，所以央行货币政策一直叫“稳健货币政策”，尽管有时松，有时紧，但“稳健”叫法一直不松口。若要改变货币政策这种难堪局面，当然要加快改革了。唯有加大政府改革力度，限制政府权力，才能建立相对独立的银行体系，货币政策效率才能提高。
（来源：搜狐财经博客 作者：刘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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