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国松案的“蝴蝶效应”，正在长春触发另外一场“风波”。
7月8日，正值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下称“一汽大众”)因为大众DSG事件、静国松案和红旗车复产而召开人事调整的高层会议之际，来自吉林省的100多位一汽大众渠道客户堵在长春市普阳街3333号前——即一汽大众销售公司的门前“讨要一个说法”。
“这实属最后的无奈之举。”7月13日，多名上述当事人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由于静国松案件的震荡，长春市一家由一汽大众长期提供货源、由某4S店垄断经营的独特市场，遭遇突然断货，而已通过该渠道支付车款的当事人，目前已陷入无人认账、血本无归的尴尬境地。
超级销售
事件由“静国松案(详见本刊总第66期《一汽大众4S潜规则》一文，6月25日出版)”触发，但更深的背景，是一个行业繁荣下的毒瘤。
由于一汽大众多款车型长期供不应求、利润丰厚，促使拥有地利之便的长春市所有的一汽大众授权经销商，不遗余力地在一汽大众内部寻求各种“关系和天线”，并有了所谓“有多深的关系就拿到多少畅销车，赚多少钱”的说法。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非商品车”开始浮出水面。
所谓“非商品车”是指，汽车企业为新品上市而进行的试乘试驾、路试、零部件及技术测试、商演及意外磕碰，或正常概率残损而形成的非直接商品流通车。作为大众汽车在华重要的合资公司，多年来，一汽大众在累计完成600万辆整车产销规模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数量相当可观“非商品车”。这些“非商品车”的商品化拥有着最大的利润与寻租空间。
要完成“非商品车”的商品化过程，上线需理顺一汽大众内部某些层面的“关键节点”和人物，下线直接对接有此需求的消费者，并能在交管部门顺利完成上牌，则此交易即可顺利完成。
长春禾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禾根”)在吉林省就扮演着一个能在一汽大众和消费者之间“承上启下”的角色。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长春采访中了解到，作为一汽大众在长春市17个授权经销商之一，位于长春市高新区卓越大街666号的禾根，地理位置非常偏僻，甚至当地人也不熟悉。但这样一家边远的4S店，却在开业一年半的时间内快速售出各类一汽大众轿车1000多辆。更让人惊讶的是，该店销量的90%以上，均集中在一名叫姜丹丹的VIP主管手里，在长春可谓名副其实的“翘楚”。
一位已向禾根账户上打入近百万购车款的赵先生透露，姜丹丹确实有能力从一汽大众“顶出来”一系列紧俏车型，比如高尔夫、迈腾、速腾、捷达、甚至奥迪Q5，不但不加价，直接提车，而且比市场价低出10%~30%不等。在禾根开业一年半的时间里，经姜丹丹之手，仅当地就购出一汽大众各型轿车900余辆，而这其中以“非商品车”为主。
这种“疯狂的销售”在静国松案爆发后戛然而止。
“从今年4月起，即静国松被传出协助调查后，我们到禾根提车就开始变难了，5月上旬已经几乎提不出来了。”
至5月17日，姜丹丹被经侦带走调查后，100多位已将共计3000余万元购车款打入禾根或姜丹丹自己公司账户(注：其中禾根账户1000余万元，姜丹丹本人注册并亲任董事长的长春市泰合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账户2000余万元)的购车者发现，他们不但要面对无车可提的现实，更被经侦部门告知，遭遇了“某人而不是某单位有预谋的经济诈骗”。
三角关系
无车可提的现实已是无可奈何，诈骗的定性则让当事人无法接受。
“整个案子定性为诈骗，我们认为这是偷换概念，或者有意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掩盖姜丹丹事实上是为一汽大众某些渠道实权人物洗钱，同时自身也参与牟利这个最直白的逻辑。”一位要求匿名的长春市李姓律师如此指出。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实地走访中进一步发现，一汽大众、禾根、姜丹丹的三角关系诡异之处颇多。
比如，虽为禾根事实上的王牌销售员，但在姜丹丹被刑拘后，为撇清关系的禾根却对外宣称，姜丹丹“绝对不是禾根的销售员。”
“她只是我们的大客户，她从我们这里买车，再在我们这里将这些车卖出。至于这些车是以什么样的价格卖给谁，卖了多少，都与禾根无关，因为她不是禾根的员工。”现任禾根4S店的一位王姓副总经理说。
让人费解的是，姜在销售时不但身穿禾根工装制服、佩戴禾根VIP销售主管胸牌、企业名片也置于一汽大众禾根4S店前台(姜丹丹名片头衔为：长春市禾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VIP主管)，并于一年半的时间在禾根VIP室，与近千名购车客户签订购车合同。
在《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掌握的材料里，上述100余位购车者相当一部分人手里都握有购车合同，其中有部分合同不但打了购车款，购车合同因署定“现金收讫”而被禾根认可为真，此时在销售顾问栏里明确写有“曲文杰、姜丹丹”之名。
有赵姓知情者透露，作为禾根购车案的受害者，他在长春市相关经侦部门曾亲见：力求撇清关系的禾根，不但不承认姜丹丹是其员工，连同案被刑拘的原禾根副总经理张培，禾根也否认与其有任何关系。“张培进去是因为他接受姜丹丹的贿赂，他们这里都是个人行为。”上述副总经理如此指出，但拒绝回应经侦部门查扣该店100余辆一汽大众轿车、以及禾根总经理李雁泽也被要求尽快回国协助调查，等几个事实。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查阅公开资料进一步发现，作为长春市大众汽车的销售冠军，禾根虽然置业偏僻，但是圈地几十亩，注册资本金却仅为区区500万元，远低于一汽大众授权4S店的一般建店标准，即2000万元~3000万元。
“禾根的幕后老板为崔姓加拿大籍华人，在北京也有4S店。跟一汽大众高层某些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推断姜丹丹与禾根的真正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合作关系。”一位一汽大众内部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掌握的一份录音资料，5月14日晚，姜丹丹和某原一汽大众王姓中层的对话显示，姜丹丹在一汽大众的关系网络里，其丈夫杨云彪为一汽大众二分厂装配线工人(即姜丹丹注册的泰合二手车经纪公司的总经理)，录音中的王姓人士则是姜丹丹洗钱路上的“引路人和师傅”。
“现在他们都与禾根相互撇清关系，其实是为了帮禾根'消毒’，目的不但是要力保禾根这个洗钱通道长期不倒，更为掩盖更多的洗钱和犯罪事实。”上述一汽大众内部人士说。
早有前例
“可以肯定，姜丹丹案既不会是第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根据上述一汽大众内部人士说。这样的判断基于“非商品车”的需求和暴利，以及权力寻租的渴望。
早在2008年，一汽大众吉钢销售有限公司(4S店)就曾爆发类似的“田宇辉诈骗案”。据知情人士向回忆，田宇辉与姜丹丹类似，2008年之前也曾以一汽大众吉钢销售有限公司(4S店)为平台，大肆释放其购买非商品车及低价车的能力，并以此为诱饵敛财。
“最严重的时候，田宇辉掌握有1亿多人民币的购车款，倒卖汽车不计其数。2008年，同样因非商品车及低价车的供应链突然中断，大量金钱又已被挥霍、入不敷出而最终曝光。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多达200余人，还有人因此自杀。2009年，田宇辉被经侦部门调查羁押，2010年以巨额诈骗罪一审判处无期。”上述知情人士说。
“在此之前，还有另一起(案子)，因时间久远，而且被牵扯主要人物地位极高，这个案子至今几乎没有只言片语的相关报道。”在长春市主营二手车租赁和销售业务的一位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该案涉案人原为一汽内部员工，后出走经商，专司与一汽大众内部关系对接，以非常手段顶出大量低价车和零部件倒卖到全国各地，涉案资金十分巨大，且与北京某高层之女有直接关系。后被调查组追查。
这位人士直言：“现有体制催生的一汽大众，现在和将来都绝对不会只有一个静国松”，那么“类似姜丹丹这样的案子，每隔2~3年就发生一次，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渠道江湖
禾根等4S店为一汽大众某些实权人物长期洗钱被曝光之后，一些更为隐秘的江湖潜规也随之浮出水面。
据一位一汽内部人士介绍，一汽大众内部各阶层针对4S渠道渔利，“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
比如，实权层面的人物有权力批条子(大批量直接提供紧俏货于指定4S店)、批车型(给指定4S店特批畅销车型)、批折扣(据闻姜丹丹手里就有一汽大众所有车型的8折金卡)，并将“非商品车”化为商品车，或者将“商品车”化为磕板车(即碰撞残次车)，以次充好，或者以好充次，从而长期固定从某些4S经销商手里获得隐蔽回报。
生产及采购层面的某些基层管理人员，则会在企业零部件采购过程中玩弄手段。
“比如，一批采购指标完全合格的零部件，像皮革坐垫或者车用灯具，在完成正规采购后，入库过程中可能会有人故意用刀子将其中一些原料划破，或将部分车用灯具线路破坏，致使企业在标准化流水线生产时，这些零部件因为不能保证一定程度的合格率，即存在质量隐患而遭弃用或者批量封存。这样，这些人就可以再借用各种手段低价将之倒出，并以原厂配件的形式高价倒卖给4S店，匹配整车的售后保养，以此渔利。”
除此之外，另一种渔利行为，则直接造成巨额资产流失。
据皖北一家不愿具名的4S经销商老板徐总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回忆，10年前他刚进入汽车营销领域时，虽然市场红火，但并不知道怎样迅速积累财富，“当时只想小富即安”，他说，但是后来某些人迅速致富的方式使他震惊。
他说：“其中一个朋友曾经代理过一汽青岛这个重卡品牌。由于有段时间全国重卡厂家竞争激烈，一汽青岛等极力给经销商压货，而卡车压货一般是以协议的形式要求经销商卖车后付款，或者卖了部分车再给钱。结果不少经销商在压了一批债后，即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做假账，相继以企业销售不畅，或卖出的车遭受恶意诈骗，收不回本钱，宣布破产。
“厂家当然不相信，于是三番两次的派人来实地考察，这些经销商对于一汽青岛的这些考察员，除了每个人动辄数十万现金(贿赂)之外，还会竭尽所能，周到招待。总之，这些成本还是远远低于压货所得。于是，一汽青岛考察人士回去都会报告这家经销商确实破产，常此以往，一汽青岛最终对这类压货和欠账也只能不了了之。”
徐最终说：“汽车行业潜规则很多，但无论是乘用车渠道还是对商用车经销商而言，一汽大众的渠道洗钱方式，其实并没有什么创新和技术含量。”
(财经国家周刊) |
